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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奏议文的文学研究价值 　　摘要：中国古代奏议文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范畴，并且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首先，历代奏议文颇有名篇，许多文章具有示范性与可读性，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应忽视的研究对象。其次，奏议文是中国古代许多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奏议文的发展进程与文学史的发展进程相互关联。复次，历代奏议文具有思想价值与人文内涵，是丰富文学史研究、探寻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最后，奏议文是中国古代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奏议文文体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奏议文；文学研究；研究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6.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1-0209-02 　　 　　奏议文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臣僚及地方长官在行使其参政权、议政权时向君主进呈的陈请或论议文书。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奏议是其执政、决策最为重要之依据；对于朝廷臣僚而言，奏议是其参政、议政最为重要之手段。刘勰《文心雕龙》云：“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1]中国古代奏议文源远流长，名目庞杂，作品丰硕，文集众多，不仅是中国古代经国之枢机，亦为中国古代文章之大宗。历代奏议文记载着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以及民族关系等大量翔实、珍贵的史料，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见证，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永恒的记忆。 　　20世纪初，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期，学界曾围绕“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散文”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奏议文曾因不属于所谓“美文学”而被一些论者排斥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建国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受西方文体学“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分法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对于中国古代奏议文等应用文体亦多有轻视。许多治文学史者、文学研究者仅仅关注李斯《谏逐客书》、贾谊《论积贮疏》、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之类少数名篇，而将大多数奏议文排除在外，使得奏议文在文学研究领域长期沦为被遗忘的角落。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从来就是一个“杂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充分尊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特点，这是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应持有的基本态度。笔者认为，奏议文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范畴，并且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 　　首先，历代奏议文颇有名篇，许多文章具有示范性与可读性，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应忽视的研究对象。 　　在中国古代文体中，奏议文进呈君主，对扬王庭，是最为重要的文体形态之一，也是较早成熟并持久运用的文体之一。奏议文有着明确的写作规范，命意与布局、立论与分析、起承转合之间、抑扬起伏之处，无不体现着严谨性与成熟性。从中国古代文章学角度来看，奏议文是中国古代文章写作最具示范性的文体之一。 　　在中国古代，奏议提交者是中央臣僚与地方长官，而撰写者可以是本人，亦可请人代笔。因此，历代奏议文写作者不乏文章圣手与文学精英。例如，秦汉之李斯、贾谊、董仲舒、刘向、张衡、蔡邕，魏晋之陈琳、曹植、诸葛亮、张华、刘琨、庾亮，南北朝之沈约、任、徐陵、江总、温子、邢邵、庾信，唐宋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他们既是撰写奏议的名家，同时又是时人所推崇的文章之士或文学之士。奏议类文章在行文方面虽然程式化、模式化，但是在他们手中却能展露文采，挥洒个性，满含深情，显示着可读性。 　　奏议文之示范性与可读性，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之重要组成部分。六朝时期，刘勰的文学观是典型的“杂文学”观念，奏议类文体自然囊括其中；萧统《文选》之文学观念偏窄，选文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2]，但仍有较多奏议文入选。清代文章虽有骈、散之争，但两派对于奏议文皆重视，姚鼐《古文辞类》与李兆洛《骈体文钞》中，奏议文皆有大量辑录。可见，在中国古人文学观念中，奏议文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 　　其次，奏议文是中国古代许多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奏议文的发展进程与文学史的发展进程相互关联。 　　历代奏议文的撰写者不乏文学精英，反言之，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中，奏议文亦为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贾谊的文学创作不仅包括《吊屈原赋》、《鸟赋》之类辞赋，也包括《上疏陈政事》、《上疏请封建子弟》、《上疏谏王淮南诸子》、《论积贮疏》等奏议文。无视后者，对于贾谊文学成就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又如，曹植的文学创作不仅包括《白马篇》、《赠白马王彪》、《洛神赋》等诗赋，《求自试表》、《谏伐辽东表》、《求存问亲戚疏》等奏议文同样不可忽视。曹植一生历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太和时期，曹植的诗赋创作基本消歇，而以表文撰写为主，奏议文成为曹植最后阶段的主要创作成果。同样，研究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创作，奏议文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弃奏议文的研究，将无法揭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 　　奏议文属于应用文体，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