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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空间聚集对生产和生活污染的影响差异 　　摘要 　　以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为基础，构造以人口空间聚集为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利用2000-2010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空间聚集对生产和生活污染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空间聚集对生产和生活污染的影响均是非线性的，偏大和偏小的人口空间聚集水平对生产和生活污染均产生不利影响。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能很好解释生产污染产生的原因，但对生活污染的解释力度有限。相对于生产污染而言，生活污染的产生往往与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习惯等相关，其影响因素更为复杂，有待于以后深入研究和思考。研究还发现，中国目前的人口空间聚集水平在不断减弱，若不提升其聚集水平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中国的环境污染将更加严峻。建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应强调人口空间适度聚集。 　　关键词城市化；人口空间聚集；生活污染；生产污染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3-012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3.017 　　中国30多年快速的城市化在带给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酸雨、固定废弃物污染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尤其是最近几年，雾霾天气影响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环境污染问题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了人们的基本愿望，更是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点。然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如同环境污染问题形成那样并非一蹴而成。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必然趋势。由于环境污染总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出现并加剧，认为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聚集加重了城镇环境污染的学者不占少数[1-2]。2013年1月足足覆盖中国130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空前的雾霾天气，涉及东北、华北、西南共十个省市，然而这些区域恰恰正是著名的“胡焕庸线”东南部中国人口最密集区域，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佐证了人口的空间集聚加重了环境污染的观点。一国或地区人口空间聚集程度越高，表明该国或地区与环境相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相应越多，对环境污染越严重，较高的人口空间聚集水平成为了影响环境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3-5]。也有学者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指出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本身具有规模经济，无论能源还是污染物，只要在企业之间可以共享、分摊或提高利用率，都能够通过空间的集聚而降低单位GDP的污染[6-11]。城市化实际上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过程。从理论上来说，人口的空间聚集一方面会随着人们吃穿住行方面需求的增加，增大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排放更多的污染物，加重环境污染。但另一方面人口的空间聚集不但可以提高基础服务设施的共享率，还可以提高处理污染设施的效率，减少重复建设对土地等资源的占用，降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那么，对于处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来说，人口空间聚集水平是不是越高越好？在不同人口空间聚集水平下，影响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不同？污染通常包括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空间聚集对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的影响是否会存在不同？本文将对以上问题展开研究。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显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课题，直接决定了中国城市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方向。 　　1模型与方法 　　1.1计量模型与估计 　　与模型（1）和模型（2）相比，模型（3）多出了门槛变量 AGG、门槛值Th与指示性函数I。模型（3）即为刻画不同人口空间聚集水平下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动态性的计量模型。以上为单一门槛模型设定，双重及多重门槛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展。 　　考虑到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的异方差和相关性，在初步判断人口空间聚集度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IS）估计相关参数。由于Hansen门槛模型避免了划定门槛的主观性，且可以对门槛值的显著性进行计量检验，为此，采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人口空间聚集度的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首先通过最小化假定门槛数下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残差估计值得到门槛值（Th），得到相应的估计参数后，再对门槛效应的显著性和门槛估计值置信区间进行检验，验证所估计的门槛值与真实值是否相一致。门槛效应显著性原假设为： 　　1.2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关于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选用工业三废中的一个或几个具体污染排放物指标来衡量环境污染水平，仅反映了工业生产污染。然而，环境污染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概念，不仅包括生产污染，还包括生活污染。而且影响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的因素可能存在不同。为此，将环境污染细化为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进行研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工业三废中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