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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转变的综合分析 　　摘要：本研究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的理论模型，并试图从模型中提取自变量，采用1990年的各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讨论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因素。 　　关键词：人口总和 生育率 产业结构 计划生育 　　一、理论背景 　　工业革命以来，一些学者用历史实证方法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过程。主要阶段和演变规律，特别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通过考察社会经济发展和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为标志的人口发展阶段的关系，来说明人口发展过程、原因与后果，创立人口转变理论。（马力桂江丰，2012）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由汤姆逊最先提出，后经A?兰德里、F?诺特斯坦等发展、完善形成了目前在宏观人口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口转变理论”。（王艳，2008）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飞跃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联系。 　　关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论是从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到当今国内外人口经济学及其他学者的著作和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同时又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相互关系。本文就是着眼于中国第一次人口转变，将中国1990年的总和生育率（TFR）作为因变量，构建理论模型提取自变量，以此对中国的人口转变进行综合分析。 　　二、理论回顾与框架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口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决定人口增长和工资水平。 　　而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中，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提出，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对生育率的影响不仅是总量上的，还是结构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提升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总和生育率的变化。除此之外，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作为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最早将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分析方法应用于人口研究，该方法通过分析边际孩子的成本与效用在家庭收入变动过程中的相对变化，很好地解释了在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即家庭通过比较孩子的成本与效用，决定边际孩子的取舍，从而选择家庭规模。（罗丽艳，2003）也就是说，一对夫妇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要同时对生育孩子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进行考量。如果孩子的效益大于成本，家庭会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孩子，反之，当生育孩子的成本高于效用时，家庭就会倾向于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 　　以上的理论都是西方人口转变理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基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总和生育率存在着影响。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在制度安排上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并不能完全依据西方的人口转变理论来简单地解释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也就是说单单根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总结出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无法全面的解释生育率的变化。 　　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不仅在于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经济社会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有独特的文化背景，更在于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了严格的生育政策，并取得显著效果。 　　因此，分析中国的人口转变，政策安排也需要被纳入研究和经济与社会因素一同进行分析。根据以上的理论回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理论模型。 　　如表一中所表现的，本文将总和生育率（TFR）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农村人均收入、第二产业人员所占比重、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社会保障覆盖率、乳儿死亡率、平均受教育年限性别比、目标总和生育率和人均计划生育事业费这九个变量，分别来衡量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 　　三、根据理论框架，笔者提出了三个相关的研究假设： 　　假设一：人均GDP、农村人均收入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 　　假设二：城镇人口比重、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社会保障覆盖率、乳儿死亡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性别比这些社会因素维度的指标和综合衡于虑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三：目标总和生育率对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存在显著性的影响。目标总和生育率越低，总和生育率越低。 　　统计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用了1990年中国各个省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局）。选择这一阶段的数据主要理由是，该阶段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年，具有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典型特征，采用这个数据能够最大程度和理论框架重合，对中国的人口转变作出有理有据的综合分析。 　　描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