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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内容摘要】 人口迁移的选择性一直以来都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文章利用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重点考察了1990年代后期在转型社会中中国人口迁移的选择性问题。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迁移具有较强的年龄选择性和教育选择性，但青年迁移者中，女性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且呈现出高于男性迁移风险的态势。同时，户籍制度是影响迁移决策和决定迁移类型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人口迁移；选择性；临时迁移；户口迁移；中国；普查数据 　　【作者简介】 唐家龙，南开大学劳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总工程师；马忠东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口与社会分析中心主任。 　　 　　1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人口迁移选择性都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就是指迁移者区别于未迁移者的特征，通常是指人口学特征。在中国的开放发展过程中，经济转型和人口迁移共生的现象十分明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了快车道，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屡创新高。与此同时，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区域经济差异扩大，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数量不断地攀升。例如，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跨县人口迁移数量已经从1982年的700万陡然上升到2000年的7900万(Liang Ma，2004)。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迁移能不能有效地消除或减小经济不平衡增长所带来的区域不平等和个人收入差距?能不能有效地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国内外的学者对此予以了极大的关注。迁移选择性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迁移者的人口学特征决定了迁移能不能发挥上述作用，如果能发挥作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的问题。 　　本文利用2000年第五次中国人口普查0.95%的微观数据，较系统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希望对迁移者的选择性特征有所揭示，从而为进一步探讨迁移的效率及其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提供基础性资料。 　　 　　2 有关文献回顾 　　 　　从微观层面来看，迁移选择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与个体的收入能力相关联，与迁移的决策行为相关联。微观经济学假定，迁移的目的是个人收益最大化，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对经济刺激的反应，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选择。例如，潜在的迁移者可以通过计算预期的收益净现值来计算迁移的成本和收入(Borjas，1990)。人们从工资率低的区域向工资率高的区域流动，对调节地区间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抹平区域差异和个人收入差距起到重要的作用。 　　跨区域的人力资本流动不仅是对区域间总体工资水平差异的反应，也是对区域间人力资本回报差异的反应。这意味着，如果不同区域间教育的回报差异明显，将对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的迁移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一假定下，如果其它因素保持不变，能够提高在迁入地报酬水平和就业能力的个体特征会增加国际流动的可能性(Massey，et al.，1993)。因此，年青人和教育水平更高的个体将面临更高的迁移风险。 　　但劳动迁移的新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户才是分析的有效单位，迁移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入最大化而是收入多样化 (Stark，1991)。当迁出地收入波动、资本市场有缺陷、农村保险市场缺位时，迁移是一种保证收入多元化的有效手段。例如，一个农户在种植庄稼上投入时间和金钱，期望能够在将来通过农产品来维持家庭的收入。然而，人为事件和自然事件可能减少收成甚至导致颗粒无收，使得家庭陷入收入或者生存用品不足的窘迫境地(Massey，et al.，1993)。 为了缓解这种风险，家庭会决定将富于竞争力的成员派到外地去，从而实现收入多元化，或者通过婚姻关系将风险分散。同时，家庭也会通过迁移来减轻他们在当地经济中的相对剥夺感 (Stark，1991)。相对剥夺理论同时也预期，处于当地社区收入流分布尾部的人迁移可能性较高，从而导致一个负的选择性。 　　与微观经济假设不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迁移是需求驱动的结果。它认为，对迁移行为的分析应当结合经济结构的现实。发达工业社会为迁移者提供了工作机会，但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往往迫使迁移者只能进入低层次的职业类别中，这些职业对工作经验、技能和教育的要求几乎没有(Piore，1979)。由于迁移者更多地只能进入低层次职业，这一理论预期的结果是，竞争力较弱者会发生迁移，从而形成负的迁移选择性。 　　迁移的选择性模式还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而不断变化。社会资本理论认为，重复的迁移(repeat migration)行为能够为迁移者构筑一个联系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网络。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包括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乡关系、同事关系等，可以为迁移者在目的地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