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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与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摘要：关于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宗旨，发挥和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最终达到什么样的培养目标，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达到这样的目标，历来众说纷纭。本文结合以“中国文学史教学与创新思维的培养”为课题的教学改革实践，提出：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应该遵循夯实基础、守正出新的宗旨；努力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现象的发现能力、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对于文学特征的把握能力，以及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表达能力；采取弥补缺失、强化训练的手段，通过基本功与基本素质的训练、问题意识的训练、学术史意识的训练、课题研究的训练，使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文学的精髓内化为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创新性思维 　　 　　 中国文学史课程是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本科的基础核心课程，由于它承担着其他基础课程无法取代的传承传统文化、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的综合性、多样性使命，所以历来在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文学史课程设置的课时最长、学分最多，也体现在教师的重视和投入程度最大等方面。但是，关于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宗旨，发挥和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最终达到什么样的培养目标，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达到这样的目标，历来众说纷纭。这里，本人结合以“中国文学史教学与创新思维的培养”为课题的教学改革实践，对以上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宗旨：夯实基础，守正出新 　　中国文学史教学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应该遵循什么宗旨？我认为应该是夯实基础，守正出新。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强调夯实基础，入门须正。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与尊重传统、遵守规范并不矛盾，因为创新从来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当今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通过讲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中国文学演进过程中的相关具体事例，向学生说明继承与创变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乃至文明史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从陈子昂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呼唤，到中唐元稹、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再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等领导的唐宋古文革新运动，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事件或诗文革新运动，每次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其中就贯穿着“把历史工具化”的“尊古重史”的传统。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人格化的历史传统”，即“把历史人格化”，以史为美，从而法先王、追前贤，推崇某种理想人格以及由这种理想人格所生成化育的一切。在这里，对人格理想的追求造成了尊古重史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氛围，而理想人格本身的意象性、多义性，则造成了文化传播与发展的独特机制――以复古为革新，托古以行其道[1]。在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结合上述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史演进的实际事例，向学生说明夯实基础，入门须正的道理，应该有充分的说服力。 　　二是强调了解前沿，守正出新。创新的实现途径是考镜源流、品评得失。只有在了解学术史，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践，方能做到真正的推陈出新，而不致流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当前学术界气氛活跃，成果众多，如果单纯为了追求更新知识而不加选择，一味向学生宣讲或灌输所谓“新观点”、“新理念”，忽视甚至放弃有关学术史和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就会偏离“守正出新”的轨道，从而使所谓的创新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守正出新”，原本是目前大学普遍使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的主编者袁行霈先生在主持编写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时提出的。他说，所谓“守正”，首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批判继承的精神，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是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学生带到学术的前沿[2]。这里的“守正出新”，虽然是就教材编写而言的，但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实践，无疑应与该课程教材的编纂在精神上一致相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把“夯实基础，守正出新”作为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遵循的宗旨，既是专业教学的内在规定，也是培养创新思维和创造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二、目标：几个能力的培养 　　创新思维的养成，是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我们过于重视知识和概念的传授，忽略了在传授知识和概念的同时，进行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是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效果不显著、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近来，随着国家中长期人才培养规划的出台，创新思维与创造型人才的关系等问题，引起了教育界的重视和热议。如教育心理学家林崇德认为：创造性的实质，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