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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构建研究研究综述 　　【摘 要】协商一词最先被应用于政治领域中，但如今，协商制度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已逐渐延伸至司法领域。近年来，在公平正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司法大背景下，控辩协商作为一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方式，已凸显出其构建的必要性。然而，控辩协商制度在我国并不是一项成熟的制度，不但在理论上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在实践中也没有具体的适用。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国内外亦有不同的理论著作产生。本文拟通过对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寻找控辩协商制度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及对我国发展的启示，探寻适合我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制度。 　　【关键词】控辩协商；刑事和解 　　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美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的一项独特的公诉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又被称为控辩协商制度，是我国学者受西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发，试图在我国建立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化国家的伟大战略构想，同时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也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因此，重新对控辩协商制度进行研究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一、关于我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整体研究概况 　　辩诉交易制度自美国起源之后，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大体经历了不同的变更。在德国的法律实践中被称为“刑事协商”；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将其规定为“在刑事被告人同意对他指出的指控时作出法律判决”的特别程序，也称其为认罪程序；日本在适应其本国司法程序时将其称作“司法交易”；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仍然继续沿用“辩诉交易”这一说法，我国则将其称为控辩协商制度。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类似辩诉交易的制度，如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和解的制度，以及刑法中关于自首、坦白等制度，都存在着控辩双方的协商，但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控辩协商制度进行系统的规定，这吸引了相关学者对此进行大量的争论和探讨。笔者通过梳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思考。 　　关于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便是冀祥德所著的《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冀祥德，2006），作者在书中首次引用“控辩协商制度”这一概念，通过进行个案实验及对不同主体进行调查问卷等方式对控辩协商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进行了论证，同时作者也从应然和实然的两方面阐论了中国引进与移植辩诉交易具有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尚存在的障碍性因素，较为系统的论证了控辩协商制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状况。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陈光中，2000），此书作者主要是收录各个学者的观点，以论证辩诉交易制度能否“洋为中用”；《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国家森，2004年），作者指出在我国当事人诉讼主义模式确立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对引入辩诉交易的利弊进行分析。 　　刑诉法中有关刑事和解的规定也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部分学者从刑事和解的历史演变角度出发，阐释刑事和解的概念和内涵及与相关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同时围绕当代社会所出现的问题，阐述刑事和解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也有学者从法理学、犯罪研究、社会学等多种维度，综合运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以及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刑事和解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此外，很多学者还有一系列针对不同程序及方面的著作，这一系列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控辩协商在我国发展的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学者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通过梳理学者有关控辩协商制度整体研究的著作，笔者发现，我国对控辩协商制度的研究已然从一般的制度研究阶段过渡到能否“洋为中用”的阶段，这无疑对构建中国特色控辩协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多种维度的控辩协商制度研究概述 　　除了研究控辩协商制度在中国的整体适用，学术界也从多种维度对控辩协商制度在中国的适用进行讨论，笔者通过阅读有关著作，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以下梳理。 　　从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社会的角度，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理念及建设法治社会的伟大决策，尤其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都为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学者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研究论证。有学者以刑事和解为主线探讨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视角，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也有学者将控辩协商制度与当前的反腐制度相结合进行探讨，以论证控辩协商制度在中国构建的可行性。 　　从辩诉交易中国化的角度，有学者通过对比我国几千年的法制史以及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探讨辩诉交易中国化的传统法制支撑。对于外来制度能否中国化的问题，也需要结合多项因素并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进行分析，与国情相容并为国情所需。 　　从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