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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义解僧人对于诗风转变的影响 　　[摘要]东晋佛学兴盛，对于清谈以及玄言文学创作都产生很大影响。历来东晋诗歌研究少有从其义解僧人的政治地位角度分析对于诗歌的影响。实际上，东晋义解僧人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在其与文人相交过程中，文人多有附和于僧人的诗歌创作，从而形成了文学创作新的影响势力，影响了诗风的转变。 　　[关键词]义解；玄言诗；石门诗；退寻；山水诗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063-7 　　 　　一、义解僧人的出现与地位提升 　　 　　佛教最重经译之功，梁代慧皎所编《高僧传》以译经为首，而义解居次。义解僧人，慧皎谓“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实谓偏于佛经义理阐发，杂通儒道之僧人。佛教自西汉末传人中土，虽历经汉、魏，而终不脱“道教”习气，实有义解不足之因。大法西来，即有经译，北方以洛阳为中心， 　　译经：汉魏7人，附12人　西晋2，附4人 　　义解：汉魏0人　西晋2，附2人南方以建业为中心，经译虽艰辛而佛法传阅不广译经释子多汉语不精，诗文无作，其必影响与文人相交，义解之僧不足可见矣。佛教义理难为中土帝王、士族所接受，其僧人政治地位可想而知。西晋祚短，义解之僧只有少数与文人相接触，虽至永嘉渐盛，又遇典午政乱。由此，义解僧人之兴，实盛于江左。以梁代慧皎所著《高僧传》为例，足可见汉魏两晋之时，释子译经与义解之差距： 　　东晋13，附10人 　　东晋40，附，43人 　　东晋义解之盛，一是南土文学有偏理寄之风。《世说新语?文学》有记：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南方学识偏于义解，正与永嘉风气相接。东晋之时，佛理大兴，北方文士僧人纷纷过江，多有以义解而谋食者。支愍度立“心无义”可为典型。《世说新语?假谲》：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饯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由此可见，过江之人，多有以迎合南学之风而立新说，此为东晋义解一大特色，谓之“拨新”。孙绰《愍度赞》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拔新”之评，非为贬词。支道林为东晋清谈第一流人物，寻微之功，不减辅嗣，亦评品之“拔新领异”。《世说新语?文学》：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世说新语》中多处可见拔新之谈。东晋佛教经义义解“拔新”之盛，鸠摩罗什未到之前，南土即盛行“六家七宗”之说，皆以《庄》《老》之法以解般若。 　　东晋义解之盛。不仅有南土文风有关，实亦为佛教传播客观之需要。自东汉以来，译经虽多，而影响不大。一来经译手法还不成熟，更大问题是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存在差异，若没有很好的手段加以传播，则中土之人很难理解。由此，虽译经功高，实佛教传播之功，皆在义解僧人。义解之僧，重在圆通佛理与中土文化，加速文化异质的融合。纵观佛教中土化历程，义解之功，实不减译经。早期义解，用所谓“格义”之法以适应中土文化的理解。“格义”虽早，竺法雅为之完备，《高僧传》曰： 　　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成附咨禀，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 　　以中土《老》、《庄》思想比附于佛教大乘思想，由此两者便相互融合，互有所取，《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慢慢汇合。这种义解之法至鸠摩罗什至后，实则也没有改变。罗什东来，虽大斥此法，但此风已盛，似难弥净。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言： 　　按晋代以玄学、《般若》之合流，为学术界之大宗。南方固为士大夫清谈之渊薮，而北方玄理固未绝响。什公有名之弟子来自北方，均兼善内外，博通诗书。且在什公入关以前，多年岁已大，学有成就。吾人虽不知其所习为外学何书，然僧睿、僧融早讲《般若》，慧睿、慧观来自匡山。匡山大师慧远并重《老》《庄》，而罗什以前之《般若》更富玄学气味，则吾人即谓什公门下多尚玄谈，固无不可。 　　汤先生所言甚有道理，玄学之盛，积习已深，非罗什之力所能革新。佛教之理偏于义理思辨，非中土之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