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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文献学建设的可贵探索 　　景德镇陶瓷大学陈??博士的新著《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即将付梓，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点文字。 　　我和陈宁相识，源于《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的编撰。2 0 0 6年，我应邀担任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外聘教授，协助该校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编撰他们所承担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陈宁是这个课题组的骨干，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近八年。八年间，课题组除了完成并出版了《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外，还编辑出版了煌煌30大册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以及上、下两卷的《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在这两部书稿的编写中，陈宁任副主编，承担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还出版了自己的专著《颜色釉瓷》，并惠赠了一册给我。多年的交往，我深知他有极其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功底，也有极其深厚的陶瓷文献方面的知识积累。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还有许多很独到的理论认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他是陶瓷文化研究界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年青学者。还在编写《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时，他送书稿来南昌交我作最后审定，交谈中，我就隐隐地有种预感，下一步，他很可能会在理论研究方面跃上新的高度，收获新的成果。所以，当他把这部《论纲》放到我的案头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中，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甄别，都是最基础性的工作。脱离真实、丰富的文献，研究者注定只能徘徊于令人迷茫的荒野，自陷于武断臆测的泥淖，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只是缺乏可靠依据的臆说。《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孔子是谨慎的，他考辨夏礼、商礼，特别强调要以充分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后来也成了中国文化各个门类研究中所共同遵守的准则。陶瓷学科的研究自然也是一样。 　　那么，什么是“文献”呢？学科研究中一些学术概念的界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各人的理解也是可以见仁见智的。从孔子说了这段话之后，几千年来人们对于“文献”的解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学者们的解释往往不太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但演变到最后，从比较宽泛的角度讲，将有关的文字资料及有研究价值的文物称作“文献”，进而作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还是成了学界的共识。这当然是从其广义的角度来说的。然而事物又有其特殊的一面，“文物”由于是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虽然大多都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价值的属性不同，学科的归类也往往不同。在研究中，是否都可称之为“文献”，是否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也便有了争论。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曾明确地表示，这个界定还是应该以是否有文字信息为依据。有的“文物”，诸如古人类头骨和牙齿之类，从其价值属性来说，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等器皿，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都很难被视作“文献”，因而对这类文物的研究，和“文献学”的研究范围还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这应该被认为是从狭义的角度做出的划分，也是更为确切、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的一种划分方法。 　　“陶瓷文献”便属于这样的概念。就一个民族的整个文化来说，陶瓷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有关它的文字资料自然应被涵盖在整个中国古籍文献和现当代文献之中。将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关陶瓷的文字资料视作“文献”，这自然是不存在争议的。然而，陶瓷作为一个极具工艺特点的学科门类，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正如陈宁在本书稿中所指出的，陶瓷作品作为一种载体，也有可能属于陶瓷文献的范围，也有可能不属于这个范围。他比较认同张舜徽先生的观点。《论纲》认为，只有那些记录有文字符号信息的陶瓷作品，才可以被视作“陶瓷文献”。这自然就对这些年同样困扰陶瓷理论研究的关于“陶瓷文献”的界定，做出了明确说明。尽管《论纲》没有涉及清代陶瓷中具体的实物资料，但这个界定，无论是对本书的写作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我觉得都是十分必要的。 　　也许正因为陶瓷学科的这种特殊性，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陶瓷的关注，都相对集中在陶瓷制品的实物方面。陶瓷生产者的注意力，则又较多地集中在制坯、釉色、绘画、烧制等具体的制作工艺上。对陶瓷文献的搜集、整理的关注度，则显得很不够，更不要说进行更深入而系统的理论研究了。其实，中国陶瓷文献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因为我所从事的专业的关系，几十年来我虽对陶瓷史料未多加注意，但在阅读过的古籍文献中，我也曾从典籍乃至方志所载录的古代祭器中，看到一些有关陶制器皿的记载。从《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曾读到过“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的故事。直至后来在陶瓷大学看到他们收集的陶瓷史料，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