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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 　　摘要：美国学者Robert LIPaarlberg认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主要有这样四种：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务院在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界，把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1996―2001年)，中国采取了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采取了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关键词：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允许式；预警式 　　中图分类号：S-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2-0068－011 　　 　　自20世纪80年代转基因技术及其转基因生物(尤其是转基因农作物)0问世以来，大批转基因新产品被陆续释放到环境之中和进入商品市场，给全球的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无疑是继“绿色革命”后，又一次重大的农业变革，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此有人称其为“第三次农业革命”，认为“基因农业”、“分子农业”时代来临了。但是，以目前的科学水平，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还很有限，转基因技术比科学家原来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可以说，转基因技术并不是一项已十分成熟的技术，其本身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种种迹象已表明转基因作物有着潜在的风险。但当前依靠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知识和技术还不足以确切评估、认识到这样的风险所发生的强度、广度和概率，可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忽视这样的风险，恰恰相反我们更应该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保持警惕，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要更加谨慎。尤其是在发生了斑蝶事件、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墨西哥玉米事件、中国Bt抗虫棉事件等转基因生物安全性争论后，科学界、普通公众、媒体以及政策决策者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决策者第一次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向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需要推进转基因技术来革新现代农业，突破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以期产生良好的效益；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这项新技术的潜在风险，要保障国家的生物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在风险和效益的综合考量下，各国作出了不同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选择，有的国家为了规避转基因生物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制定了比较苛刻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但这种政策实施的同时，又会阻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另外一些国家则为了获得转基因生物的应用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制定了比较宽松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但这种政策的实施也有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美国学者Rob―ert L.Paarlberg对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将此政策概括为四种模式：鼓励式的(promotion―a1)、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 　　不同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会产生不同的风险和收益。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直接影响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趋势，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规模以及生物安全局面。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选择的重要性。那么我国选择了怎么样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呢?在探讨我国政策模式的选择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这四种政策模式的内涵。 　　 　　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概述 　　 　　(一)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及特征 　　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它建立了比较低的或者没有生物安全标准，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一个象征性检查程序可能会对那些已在其他国家得到认可的生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的授权。这种政策是一种极端，只是盲目地发展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只考虑农作物所显现的农业特性及其产生的价值，而完全忽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二)禁止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及特征 　　这种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这种新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这种政策模式下，要么是由于可证实的风险，要么是由于尚待证实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新的转基因农作物品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仅仅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这种政策是另一种极端，仅仅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拒绝转基因农作物技术。 　　 　　(三)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及特征 　　这种应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