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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 　　摘要：中国农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主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诸多变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都为分析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是西方社会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不断引进和调整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合中国农村的特质。对于这种理论变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内在理路，寻找适宜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中国农村治理；理论变迁；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1-0140-05 　　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学界予以了广泛的关注，在中国农村的组织体系与治理模式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因为要认识中国农村，首要的问题即是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性质的组织，这种组织的治理模式如何。在这一方面，研究成果众多，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totalitarianism paradigm）、市民社会理论（civilsociety theory）、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government cor-poratism）、地方精英理论（local cadre theory）、第三领域（the third realm）、市场转型理论（market transition theo-ry）、地方市场社会主义（local market socialism）等。这些理论本身相互关联，没有截然划分，只是解释路径和侧重点不同，为我们认识中国农村的图景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理论维度的多样性和不断超越与综合，是所有与农村组织与治理相关研究的总体特点。对于这些理论范式的梳理，有助于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路变迁，也为寻求适宜的研究路径提供启发。 　　一、国家与社会分立的研究范式 　　极权主义范式是最早用于解释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的理论。该解释模式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汉学研究领域。在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时，极权主义理论主要侧重于国家对于乡村经济与社会的政治控制。这种政治控制依赖于深入农村基层的行政组织，辅之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并且常常通过大众动员来保持国家的影响力。在此体系下，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计划主导着农村社会。在极权主义的理论图景中，国家自上而下渗透进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方面，与之相伴的是卡里斯玛领导、社会的原子化、洗脑与恐惧等等。这一套在西方政治学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概念解释了解放后中国农村的去家族化、合作化、政治动员等各类重大事件。在分析农村变迁时，极权主义范式运用了“顺从循环（compliance cycles）”作为解释因素。该理论认为，1949年后的共产党政权使用政治权力开展农村的动员，促使农村社会转型，但这会引起农民的反感与不满。因此，国家会阶段性地放松控制以获取支持，而获得顺从之后又会有新的运动，由此形成不断的循环。在极权主义的理论图景中，解放后的中国农村就是共产党利用强权干预改造传统农村，在农村建立起了计划体制的基层单位。在国内相应时期虽然没有对于农村社会的类似研究，但各类宣传与文学作品中主流都是党和国家如何改造建设农村，在分析路径上基本可以看作是不同话语的极权主义范式。虽然极权主义范式因为过于简单和极端，而且太偏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很快在学术研究中被抛弃，但它强调了在中国农村中国家行政强有力的渗透与控制，这一基本的判断成为之后所有研究的认知基础或对话目标。 　　市民社会视角的兴起与极权主义范式具有理论针对性。极权主义理论注重的是国家对于农村的控制，而市民社会理论旨在发掘农村社会本身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理论视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从传统到解放后中国农村历史的重新解读；二是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变化经验的总结。第一种路径中马丁?怀特（Martin K.Whvte）的研究是典型，他分析指出：中国从传统社会到毛泽东时代，社会其实从来没有完全融入国家的控制，始终有自身的运作空间，市民社会的种子一直是存在的。而第二种研究路径则更具有现实影响力。很多学者都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实出现了社会生长的趋势，比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弱化、国家控制的收缩等等。这些特征与西方历史上市民社会的发育具有类似性，应当采用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这些新变化。例如魏昂德（An-drew G.Walder）研究发现，在城市社会，工人具有了与国家的政策要求不同的政治诉求与行动；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研究发现，在浙江萧山地区，非官方的民间经济组织正在成长，其所拥有的资源和活动空间不断扩大。许多国外研究者认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