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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版本述评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街之撰。杨街之，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县北）人。孝庄帝时官奉朝请，历任抚军府司马、秘书监、期城郡太守等职。为人博学多才，兼通佛教经典，对北魏末年王公贵族的腐朽生活和佛寺的奢侈淫滥状况深表不满，曾上书痛斥奉佛求福行径的祸国殃民。其于《魏书》无传，事迹略见于《广弘明集?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首先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问题。北魏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5年）之后，统治阶级崇奉佛教，王公百官、豪富地主劫夺百姓财物，广造寺塔，大养僧尼。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在正光（公元520年―524年）以后，佛寺有3万余所，僧尼有200余万。仅洛阳城内外，即有寺院1367所，侵占民居达三分之一以上，皆金碧辉煌，穷奢极丽。永熙之乱（公元532年），孝静帝被高欢强迫迁都于邺，洛阳城郭寺庙多半焚于兵火，崩毁残破。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衙之因事重到洛阳，对照昔日“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因采拾旧闻，追述故迹，撰《洛阳伽蓝记》五卷。另有如是之言“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兢，侵渔白‘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这几句话也一定程度上指出作者著书的要旨。 　　其次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史学价值问题。全书以记载洛阳名寺的兴废沿革为纲，先从城内开始，次及四门（城东、城南、城东、城北），并表列四门新旧名称，按远近次序，各分为一卷。提纲挈领，体例明确。内容虽以记佛寺为题，但实际着重记载当时的政治、人文、风俗、地理及传闻故事等，从宣武帝以后的皇室变乱、宗藩废立、权臣专横、阉官恣肆、艺文古迹、苑囿建筑，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俗等，无不详记，可以补充《魏书》、《北史》所不足。如卷五所记载的《宋云行记》，就是研究6世纪初期中亚交通及中国与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世传版本问题。该书流传虽久，但苦无善本。现今流行的诸种刻本皆有错字脱文，读时须参校各本。据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所述原书本有正文、子注之分，为史家手自作注之例。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以为，这种体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体例。但后世刻本文、注混淆，连写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原书体例。前人在校勘和分析正文与子注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除了利用《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几种资料以外，还有许多极重要的材料未能利用。如《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酉阳杂俎》、《绀珠集》、《类说》、《元河南志》以及《永乐大典》等皆是。清代吴若准编有《集证》本，除参校文字异同外，曾试图区分正文、子注；另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除校勘和分析正文与子注的工作之外，义作了必要的注释，这样读起来更为方便。现将现有《洛阳伽蓝记》的各版本进行罗列。 　　1.《洛阳伽蓝记》五卷，明如隐堂刻本，为现存最早的单行本，似出于明嘉靖隆庆年间： 　　2.《洛阳伽蓝记》五卷，古今逸史本，明万历年间吴珀所刻； 　　3.《洛阳伽蓝记》五卷，津逮秘书本，明崇祯年间毛氏（晋）汲古阁所刻，出自如隐堂影写抄本，校以《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 　　4.《洛阳伽蓝记》一卷，说郛本，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 　　5.《洛阳伽蓝记》五卷，广汉魏丛书本，清乾隆年间王谟据古今逸史本复刻； 　　6.《洛阳伽蓝记》五卷，学津讨原本，清嘉庆十年张（海鹏）氏照旷阁刻本； 　　7.《洛阳伽蓝记》五卷，真意堂丛书本，清嘉庆十六年璜川吴（自忠）氏活字印本，以津逮秘书和汉魏丛书两本互校而成； 　　8.《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集证本，（清）吴若准撰，清道光十三年吴若准刻本； 　　9.《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集证重校本，（清）吴若准撰，清光绪二十九年李（葆恂）氏说剑斋重校刻本； 　　10.《洛阳伽蓝记》五卷，玉简斋丛书本，清宣统二年上虞罗（振玉）氏刻本； 　　11.《洛阳伽蓝记》五卷《钩沉》五卷，钩沉本，唐晏撰，民国六年潮阳郑（国勋）氏龙溪精舍刻本； 　　12.《洛阳伽蓝记》五卷，诵芬室本，董氏（康）诵芬室据明如隐堂刊本影印； 　　13.《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古书丛刊本，民国十一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 　　14.《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四部备要本，据（清）吴若准集证本校刊； 　　15.《洛阳伽蓝记》五卷《校勘记》一卷，四部丛刊本，张元济撰，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是本据如隐堂本影印； 　　16.《洛阳伽蓝记》五卷，丛书集成本，收入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 　　17.《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张宗祥编校本，张宗祥编校，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 　　18.《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张宗祥编校本，张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