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经验挑战与对策.docVIP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挑战与对策 　　“话语权”（power of discourse）是指“话语”所包含的或体现的权力，即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通俗地讲，权力是“话语”的目标，而“话语”是获得、展示和运用权力的手段。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 　　一个国家要想成功确立国际话语权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能够明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也就是解决“能够说”的问题。第二，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各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并且用世界多数国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建立自己言辞的信任度。也就是解决“有人听”的问题。第三，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来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也就是解决“影响力”的问题。前两个方面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自己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最后一个方面实际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按自己的理念来提出议题、设定议程，将自己的理念转变为国际规则。这也是国际话语权最为核心的部分。理念贡献能力和政治操作能力构成了衡量一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否成功的两个关键指标，本文正是以这两个指标为分析视角，通过案例研究来总结提炼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理念贡献能力大为提高 　　在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着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冷战终结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舆论解读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胜利，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源自西方的话语，几乎所向披靡，成为霸权性的国际话语。所谓“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等等论调，都是冷战后时代由美国及欧洲抛出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但是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也开始向世界提出自己的话语。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世界经济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重视中国人的“话语”，于是，“和平崛起”“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梦”“新安全观” 等一系列新思想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除了反映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话语权外，中国在具体国际问题的解决上也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新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比如，2009年3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吁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也就是用超主权的共同货币来代替美元，并且主张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这一建议引发了世界各国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震动，联合国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讨论SDR的使用问题。这是中国在具体国际问题领域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典型。 　　这都说明，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理念贡献能力大为提高，初步解决了“能够说”和“有人听”的问题。这些“国际话语”成功的主要经验有： 　　第一，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向全世界传播。我国提出的有全球影响力的话语大多是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承担了作为“推广者”的责任，这大大提高了这些话语的受关注度和权威性。 　　第二，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和参照系。当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梦”之时，“美国梦”其实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参考系；而“和平崛起”之所以能够成为各国政要和学者的“日常用语”，其背后是西方人再熟悉不过的大国“战争崛起”的历史。 　　第三，具有扎实的学理基础。成功的话语往往是政界和学界良好互动的结果，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中国梦”，其背后都有学术团队的扎实研究作为支撑。 　　二、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政治操作能力仍然不足 　　如果一国政治操作能力强，那么就有助于推广本国所提出的理念，让自己的理念最终落实成为国际规则，此时，话语权才真正转换成为了“影响力”。这是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终极目标。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强大的政治操作能力，那么像“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发展理念就更容易得到推广。相比之下，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主要成就集中于“能够说”和“有人听”，在“影响力“方面，还远远不能与我国的综合国力相匹配。 　　比如，“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主动提出的如何从战略高度管理中美关系的新理念，自2012年5月中方提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到2013年6月加州习奥会双方达成共识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学界与官方谈及中美关系时的热点话题，也是各国政要、学者讨论中美关系时的“必用词汇”，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成功地体现了我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的“理念贡献能力”。但是，当我们想要按照“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