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历史变迁引发图书管理思考.docVIP

中国图书的历史变迁引发的图书管理思考 　　摘要:中国图书经历了在形制、使用功能、管理方式的三种变迁。如今正在面临一次管理方式上的新变革,图书管理人应该看到这种变革,应该思考新的管理理念。 　　关键词:图书 形制 功能 管理 　　 　　一、上古时代的图书及管理 　　 　　1899年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发现了刻在龟甲与兽骨上的文字,这些出土于河南安阳,刻着文字符号的甲骨被历史公认为古老中国的第一种图书。据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和考证,这些在今人看来无疑是形制非常古怪的图书主要是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时,刻下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其出土总数约为12万片。 　　而自商后期(公元前14世纪~前12世纪)绵延至西周后期(公元前10世纪~前8世纪),也就是著名的青铜时期给我们留下大量的青铜器具中,有一部分称为“鼎”,其上刻有日渐成熟的中国文字――篆书。一尊鼎上最常见的多为百字左右,最长的一尊是“毛公鼎”,上刻497字。这一批为数不少的“图书”,其内容主要有祭祀典礼、颂扬先祖、征伐纪功、赏赐册命、训诰臣下、刑典契约等。 　　以上两种中国最古老的图书具有如下特点同时造成其管理上的一些特殊性: 　　一是这类图书形制“奇特”,制作复杂,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图书大相径庭,其内容主要是记录。 　　跟春秋以后以“册”为主要形式的各式图书相比,这些用牛胛骨或龟甲,用沉重的青铜器具表现出来的图书形式在现代人的眼里真是倍感陌生和惊奇。它们的制作显得相当复杂:比如制作甲骨图书的程序包括取材、修整(砍杀、锯削、锉磨等)、钻凿、灼兆(烧灼显现卜兆)、刻写卜辞等。更不用说青铜器皿本身的冶炼制作加上刻写文字的繁复过程。当然,这种复杂主要还是因为其形制的“另类”。事实上,这类图书跟少数民族的结绳记事、跟《鲁滨逊漂流记》里的主人公每天在木桩上刻的一道横线,性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些图书所担负的功能主要是为了记录,为了留下当时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些很重要的足迹――而留下足迹(印记),这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最原始的本能愿望。 　　由于此一形制特别和记录功能的特点,造成这类图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不容易复制,也不必要复制。 　　甲骨图书和钟鼎图书,文字都不长,因为其制作很不容易;而要把这种很艰难地完成的图书再做一份甚至多份,比如今天的图书出版数量低于数千册就会觉得成本太高――这是双方都不能理解的情况。而且,这种基于记录人类社会生活足迹的图书也没有太多复制的必要,因为它们就像如今电脑文件的备份一样,其功能就是留下来,并且传下去。 　　这样上古时代的图书管理按我们的分析就是如下的形式了: 　　首先在制作的时候就选择了坚实的材料(骨头和金属),虽然制作的时候困难一些,但是它们避免了后代用帛、竹木简、纸张制作的书籍――管理者必须要胆战心惊面对的各种虫蛀特别是火灾的巨大隐忧。而且,这些以记录为主要功能的图书,一旦制作完成也没有很多人前来阅读揣摩的需要,也就减少了人们不断摩挲它造成的磨损。因此,上古时代的图书管理者们是工作最轻松的一群人,他们只要在必要的时候把这些图书抬出来加以展示,而大部分时候只要准备一个妥当的地方将这些图书妥当地收藏好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大量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图书的原因。 　　 　　二、中近古及近现代的图书及其管理 　　 　　自春秋以后以“册”为主要形式,包括竹木简、帛书、纸书特别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图书的功能及保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1.继续保持并极大地推动了记录民族足迹之功能 　　自《春秋》、《战国策》等开始,以“二十五史”为标志,中国图书的历史功能逐渐累积至登峰造极。这是世界上奇特的一幕:每一个皇帝的身边总是跟随着一位手执空白纸张和笔墨的史官,预备着把皇帝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记录下来。 　　只不过跟上古时代相比,这些以记录为原始功能的图书开始延伸出另外一项重要作用,它的标志是宋代司马光组织编写的《资治通鉴》,这个标题的意思可以用唐朝皇帝李世民的一句话来解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然,这个造福千秋的功能也给制作者和管理者带来一个相当大的新问题,一个大麻烦。因为那些创造历史和“以史为鉴”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内心有一种人类阴暗的情绪――他们喜欢“篡改历史”,把历史玩弄于股掌为自己的私欲服务。因此,那些制作和管理历史图书的人必须非常小心,以免不怀好意的人对历史动手动脚。 　　2.创作的火花终于在图书的功能里绽放 　　语言,本来就应该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而语言的符号――文字,理所应当用于记录人类思维的火花。到了西晋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一个成语:“洛阳纸贵”,说的是当时有一个叫左思的人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诗歌《三都赋》,洛阳城人人传抄居然抬高了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