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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1981年智利改革公共养老金制度,将原有的现收现付制改为基金积累制,国际上掀起了养老制度私有化风潮。世界银行于1994年提出三支柱模型,并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7年国务院发布《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但正如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过程受到了历史负担的阻碍。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产生的转轨成本没有得到解决,个人账户实际上成为名义账户,且“空账”规模逐年增大。90年代末期,瑞典推行的名义账户型现收现付制开始受到关注,此模式避免了向积累制过渡的转轨成本问题,并在国际上掀起了新的潮流。中国学界也开始关注瑞典模式,并主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也可采用名义账户制。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进一步确定并完善部分积累的养老模式,从而给学术界关于养老保险制度之争划上一个暂时的句号。 　　纵观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学界有关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政策主张不断交替,而这些主张深受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浪潮的影响。国际上,养老金制度改革与理论发展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新古典主义学派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取代旧的政治经济学派占据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研究更注重养老金制度对各种经济变量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个人储蓄和国民储蓄以及财政预算等。它更强调养老金制度的经济效率,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学派的贡献使得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更加丰富和完善。而国内学术界对养老保障体制研究的内容相对贫乏,方法也较单一。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收支 　　在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养老金收支平衡一直是首要问题,如何维持养老制度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成为改革实施的政策导向。蔡?P和孟昕利用相关数据从老龄化角度对中国的养老体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现收现付制无法应对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完全积累制可以大幅度降低养老金支付危机,中国必须实行养老保险体制转轨。程永宏提出相反观点,他建立养老负担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放弃现收现付制的合理依据,相对于基金积累制,中国推行现收现付制还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王新梅则认为,基金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都不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财政困难,这个问题只能靠经济增长来解决。 　　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支付中,如何解决制度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具体涉及到由谁承担转轨成本、转轨成本规模以及如何解决转轨成本等。 　　1.由谁承担转轨成本。中国在设计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时,并没有采取专门方式处理转轨成本,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加大企业统筹费率的方式将其逐步消化。但有的研究则提出,转轨成本由现有企业来完成(1997年养老保险体制的设计思想)是不现实的,它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2.转轨成本规模。世界银行对中国隐性债务进行了详尽地模拟测算,按1994年人民币现值计算,中国隐性养老金债务规模达19176亿元,占GDP的46%-69%。宋晓梧等按照5种方案和3种投资回报率进行测算,得到15种不同的债务规模,具体数额从18301亿元到108260亿元不等。何平将测算方法分为匡算法和精算法,测算的隐性债务分别为57204.2和28753.34亿元。王晓军则提出,把1996年作为旧制度中止年份,1996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滚存结余578亿元,隐性净债务额为36118亿元,约占GDP的53%。总的来看,由于测算基点、测算范围和方法、假设条件等的不同,研究者对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的估算有所差异,大致范围在18301-108260亿元之间。一般而言,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隐性债务在3万亿元左右。 　　3.解决转轨成本的途径。国内学者大多提倡一些国际通用办法,包括使用政府经常性收入,出售国有资产,发行特种国债,发行福利彩票等。其中,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部分转轨成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 　　二、养老保险制度的适用性 　　在理论上,更多学者利用经济模型从宏观角度对现收现付制、部分积累制和完全积累制进行比较。利用最频繁的是经典的迭代模型,其次是近几年兴起的一般均衡模型。这类文献相对比较丰富,观点也有较大分歧。 　　第一,利用世代交迭模型研究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的适用性。世代交迭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用来分析养老保障体制的主要理论模型。袁志刚利用世代交迭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在中国的可适用性,他认为,短期内,由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过渡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现收现付制在我国仍具有可行性。柏杰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