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设计与立法建议.docVIP

中国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设计与立法建议 　　摘 要：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刑事证据制度之一。目前，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体制设计不够完善以及制度规定不够具体，致使我国在有关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加充分地体现诉讼价值，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必然之举。 　　关键词：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立法建议 　　 　　证据开示(Discovery或Disclosure)是源于英美法系的一个概念，又常称作证据展示、证据公开、证据告知等，其基本含义是开庭审理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刑事诉讼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相互展示、披露各自掌握的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缺陷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但是，在立法上只是作了原则规定。刑事诉讼法中涉及证据开示制度的条文，主要是第三十六条，以及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第35、36条对刑事诉讼法中第一百五十条作出了解释。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内容看，现在的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是：确立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从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出发的，并非是从制度这个层面上进行考虑，有较大的制度层面上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示主体的片面性。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公诉方对辩护方的证据开示，对辩护方在开庭前向公诉方开示其取证收集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我国1996年已经确立了刑事诉讼的“控辩式”模式，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只规定公诉方对辩护方的证据开示，显然不符合“控辩式”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从司法实践角度看，辩护方如果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突然提出有关证明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不构成犯罪的证据，对于公诉方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难以对付。 　　(二)开示范围过于狭窄且不明确。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也就是说，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公诉方才对辩护方开示。在提起公诉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是，在我国不再实行案件卷宗全部移送后，控方移送到法院的只是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而主要证据的范围由人民检察院决定，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解释，“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主要证据是对认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证据开示范围过于狭窄。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律师法已对此作了修改，根据新律师法的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笔者认为，刑诉法也应尽快对此作相应的修改。 　　(三)证据开示的程序和方式没有作出法律规定。依现有的法律规定，律师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到提起公诉后直到开庭审理前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及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证据开示。控方对证据的开示是被动开示而非主动开示，是应律师等辩护人的要求进行的证据开示。因而对证据开示的具体程序和方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四)证据开示缺少救济机制。证据开示的救济机制，是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而设立的纠正与制裁机制。因为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证据开示制度不是从法律制度层面上建立的，自然欠缺救济机制。只是在现有的司法解释中，可发现有类似救济机制的规定，如“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在提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据材料。”“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起诉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总之，我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证据开示制度，是以保障律师的辩护权为出发点，以控方的证据开示为内容，以法院为监督者的间接的证据开示，并没有完全意义的证据开示制度。 　　 　　二、在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意义 　　笔者认为，合理地借鉴国外证据开示制度，对我国刑事案件庭审方式的改革有很大的启发和裨益。 　　第一，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诉讼公正。刑事诉讼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