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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见汽车之父 　　“我的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简单讲就是求学，到一汽工作和发挥余热。” 　　2015年7月13日上午，在位于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10楼的一汽咨询委会议室里，85岁的国斌甫一落座，便言简意赅地直奔主题。 　　“贯穿我这一生的两个重点人物，一是饶斌，二是沈曾华。”他对《汽车商业评论》如是说。 　　1930年，国斌出生在河北省武邑县，在家乡附近的抗日战争高级小学念完，只身到北京投奔叔叔，通过考试插班进入北京志成中学。初中毕业考上北京四中，1950年参加高考，被北京工业大学航空系录取。 　　念到大二时，学校要抽调一批品学兼优的同学到苏联留学，国斌是其中之一。他们先集中到北京突击学一年俄语，自1953年7月起分批到苏联。其中，一机部派遣的十来人被分到莫斯科汽车学院，国斌选学机械制造系金属压力加工专业。 　　在苏联留学4年，国斌被推选为莫斯科汽车学院留学生会主席。1957年毕业后回国，他本来被分配到济南锻压研究院，但因受饶斌作报告的影响和为更好结合工厂实际而选择去一汽。 　　在一汽，他从普通技术员干起，然后是工艺师、技术科副科长、科长，车身厂副厂长、厂长，一干就是27年。1983年11月，他调任吉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局长。 　　颇有意思的是，因不喜欢机关过于安逸的生活，他想方设法回到一汽。从1986年开始，他负责一汽轻微型基地建设和投产准备，以及轻型车的自主开发工作。 　　1994年，一汽对“吉长四厂”实行有偿兼并。在国斌主持下，一汽又兼并哈轻厂和云南曲靖轻型车厂。 　　1995年国斌从一汽退休，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以车身大模具等技术装备为代表的车身制造技术的提高上。他担任过两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车身分会理事长和一届名誉会长，主编或者主写过多种专业文集。 　　到今年10月我就85周岁了。我的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北京工业大学到苏联留学，这是第一阶段；分配到一汽工作，这是第二阶段，且时间较长；退休后发挥余热，包括在一汽咨询委参加调研和组织汽车车身技术分会，这是第三阶段。而贯穿我这一生的两个重点人物，一是饶斌，二是沈曾华。 　　1930年10月16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武邑县。抗战期间老家有个抗日战争高级小学，实际是上到了初一的课。然后我到北京投奔叔叔，他是一个铁路技术人员。插班也得考试，我考上北京志成中学（现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念初二。 　　初中毕业我考上北京四中，正好赶上北京解放。其实解放前我就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社会活动，比如迎接解放军入城、同学串联等。虽然自己感觉这段时间做了不少事情，但还没有要求入党的觉悟。解放后参加同学会，他们给我讲，你那时候没有一点愿望，要有这个愿望早就是地下党了。 　　1950年参加高考，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航空系。那时很多大学都有航空系，如清华大学、哈尔滨大学、交通大学等。在航空系念到大二，约1952年三四月份，上面准备抽调一批表现不错的学生去苏联留学。 　　为什么从二年级中选？作为第一批保送的留苏学生，一定要品学兼优，出国后才学得扎实。学生挑选出来后，还要参加考试。我们学校选了近20人，我是其中之一。 　　第一批全国共选出200多人，其中20%来自军队，基本都是业务干部；20%是地方从事技术工作的老干部；60%是大学生，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大、南开大学等。当时叫留苏预备部。 　　留学苏联 　　我想，一机部最大的企业是汽车，那就学跟汽车有关的专业。我们十来人被派到莫斯科汽车学院，我选了机械制造系金属压力加工专业。 　　留苏预备部归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住在辅仁大学（前身为1925年成立的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后更名为天主教辅仁大学。1952年在中国高校调整中被撤销，校区划归北京师范大学，人员与系所编制并入北京大学等），新老干部都编在一起，开始突击学俄语。 　　解放军和地方老干部大都为处级或者团级干部，年纪比我们大，一般30多岁，大学生20多岁。老干部很吃香，经常帮助年轻人进步，树立更好的人生观。集中学习一年，边学边进行政审，等待苏联批复安排。1953年7月，除军队单独送苏联外，我们这些剩下的人一起坐火车去莫斯科。 　　留苏预备部期间我就申请加入共产党，1953年5月3日被正式批准。入党介绍人是军队的一个团级干部，他是第一批抗美援朝野战医院院长。我跟他在同一个班，住同一间宿舍。我向他汇报思想，他看我还不错，常常提醒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有老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入党的这几人是双喜临门。 　　在去苏联的途中，我们知道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Georgy Maximilianovich Malenkov）接班。7天7夜后我们抵达莫斯科，上面给我们讲，航空系学生要重新选择专业。所有留学生按部委划分，这个部十几人，那个部十几人，高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