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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的本土语境与当前困境 　　摘要：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强烈的语境化倾向、高度的社会参与性和现实批判功能。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勃兴，不仅为透视中国现代化的复杂进程提供了多维视角，同时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面相。尽管如此，中国的文化研究仍存在某些问题：外来理论与本土问题之间存在明显脱节；跨学科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生长；批判意识的衰退，等等。 　　关键词：文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语境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5-0036-05　收稿日期：2009-03-25 　　 　　一、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不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life)，而是特指二战结束后率先在英国兴起，随后逐步扩展到欧美、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设立。成为文化研究真正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n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为理论先驱的文化研究学派正式登场。文化研究学派强调对文化作广义的理解。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理想的、文献式的和文化的“社会”定义。正是将文化定义为全部的生活方式，将文化从高雅、精英、传统等限定词中解救出来，“文化”再不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等人所推重的精英主义文化，而是进入了日常和民间。注重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奠定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基础。 　　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自我建构的知识探索领域。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在福柯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它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起源。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文化研究话语的生成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使“文化研究”思潮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 　　其一，语境化取向。文化研究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政治语境中寻找自己的理论生长点，不断搭建自己的工作平台。与以往任何理论流派不同的是，它拒绝成为一种可以自由穿行于任何历史文化语境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主张，它的理论是一种语境化的取向。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Grossberg)在他的《文化研究，现代逻辑以及全球化理论》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是“极度语境化的”，它的理论、政治、问题、对象方法以及承诺都是如此。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 　　其二，批判性立场。文化研究思潮是在对西方主流话语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批判理论的新生代的代表①。如今文化研究的诸多话题，从中心与边缘的对峙到阶级、种族与性别的分析，从文化霸权的确立到大众文化与传媒批判，从文化的意识形态操纵到亚文化的兴盛，从表意实践的多重性到权力，知识共谋关系的揭露，从文化经典的去神圣化到电视编码，解码模式分析等，无不渗透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 　　其三，超学科性角色。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是超学科的，正如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西蒙?杜林(Simon During)所说：“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具有一种开放性，超越了书斋和讲堂进入了广泛的社会实践；它具有某种“祛魅”功能，能揭去经典的神圣光环并为边缘话语寻求合法性：它是一种“地方性”的话语，质疑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主张差异和复杂性；它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种文化实践。 　　总之，经过多年的发展，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领域。它既导向了学科与机构的重整，又参与了文化反思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视界。它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人文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延展，而且是一种突破旧的学术框架，打破原有的学科体制及规范，以灵活不拘的方式贴近并处理当下新的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多向度、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已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显示了它的理论活力和阐释能力。文化研究的实践品格、语境取向、批判参与精神以及边缘立场(即始终为弱势群体声张正义)，相对于它的具体批判对象与价值取向而言，更具跨文化的有效性与适用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