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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之道 　　【摘要】对于我国文化话语权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文章试图从话语内容、言说主体及传播渠道三个层面探讨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之道。在话语内容层面，只有充分挖掘自身文化资源，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建构起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摆脱在西方强势文化话语下的他者地位。在话语的言说主体层面，政府、民间机构及普通民众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应实现联动，各自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话语生产机制，积极干预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的言说。在传播渠道层面，需要发展外向型传播媒介，整合媒介资源以打造多元化的传播矩阵。 　　【关键词】文化话语权 话语内容 言说主体 传播渠道 提升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文化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话语权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改变文化贸易严重逆差的局面；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盘活成为文化资本，推动“中国智造”战略加快实施；如何为中国和平崛起赢得世界人民的认同，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提供文化理念支撑，已现实地摆在学人面前。而目前我国文化话语权提升主要遭遇两个障碍： 　　一是文化认同遏制话语权提升。作为外来文化，若无法被受众自发地认可和接纳，那么其影响力及话语权的获得自然无从谈起。“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①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认同的实现并非易事。正如赵汀阳所言，“思想的技术层面（逻辑和方法论）是普遍可理解的，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文化（或生活形式）学得很地道，但所学会的却不一定是我们都能够同意的。在不同的文化或知识体系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理解难题（如果不计学习成本），而只存在接受的难题。”因此，要增强我国的文化话语权，必须首先提高国外受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应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深入分析受众心理及其文化背景，而不是盲目追求传播地域及受众覆盖面的对外扩张。 　　二是缺乏独立的本土文化话语体系。自鸦片战争开始，随着中国封建文化的没落和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国人开始以西方文明为标杆，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及改造。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固然发挥了启蒙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与此同时中国也日渐主动接受了西方强势文化话语权的审判。“西方关于中国的故事，从当代一直往前回溯很长时间，实际上都是一个关于匮乏和缺失的故事，讲述的都是中国没有什么，缺乏什么。而问题的复杂和有趣之处，在于中国现代文化和思想的主流，事实上是诚心诚意接受了这样一个关于匮乏和缺失的故事，认可了欧洲关于中国的强势话语。”②于是，中国文化或主动或被迫地被建构成与西方文明相对立的落后形象，成为衬托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工具。因此，要实现中国文化话语权的“逆袭”，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资源，从中提炼出能够言说自身的本土概念和理论范畴，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从根本上扭转文化话语权的寄生地位，使文化话语抗衡成为可能。 　　在分析了面临的不足后，该如何在实践中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话语主体输出的信息经过权力的网络对话语客体产生影响，在取得效果之后便生产出了话语权。③因此，我们可以将话语权的生产链分解为以下关键要素：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传播渠道及背后的权力网络。在文化传播实践中，具体可从话语内容、话语主体及传播渠道三个路径进行以下尝试。 　　话语权提升路径之话语内容层面 　　话语内容是话语权的核心要素。话语的民族特色、话语的可信度、话语的通俗性等都是提升话语权的着力点，且最核心的是形成一套可通约的本民族的话语体系。 　　一是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资源，提炼中国特色文化话语。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话语亦深受西方文化话语的影响，这在促进文化对话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文化话语的独立性。中西文化话语均植根于各自的文化实践当中，因此西方文化话语体系必然无法完全恰当地言说中国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提升，必须立足本土文化，为其赋予更为鲜明和独特的属性。 　　悠久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此提供了丰富资源。费孝通便强调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进行研究和归纳，并指出其特征包括传承性、包容性、讲人己关系和天人合一。“中国具有数千年光辉的文学艺术史和文学理论史，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文化理论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例如‘言’、‘象’、‘意、‘道’、‘韵’、‘神’和‘中庸’等。”④在具体的言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如道家和儒家对语言的局限性都有深刻认识，从而强调静悟和冥思，以摆脱语言的束缚。另外，“虚实相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鲜明特征。这种话语言说方式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例如，“留白”便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富有代表性的一种创作手法，被广泛运用在国画、书法及音乐创作中，产生“此处无物胜有物”的审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