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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 　　摘要：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传承千年，影响深远。中国作为东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文化经历过繁荣昌盛，四方来朝的高峰，也经历了近百年的冲击震荡，急速衰退低谷。本文主要对中华文化历史进程进行大致梳理以及对走在复兴道路上的中华文化现实意义予以阐述，目的在于让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合作的过程中发挥更多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化 东亚 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6-0071-02 　　一、东亚文化发祥的渊源之一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尽管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出现过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以及本土和外来宗教的影响，但是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一直都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王朝统治的正统思想文化。当然，这其中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不可避免地也在吸收一些外来的东西。这是思考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杜维明指出：“儒家的生命力很强，但它的生命力是在多元的宗教精神文明的默契下，才能茁壮成长。所以，在中国，一定要考虑到道教，要考虑到民间宗教，还要特别考虑到大乘佛教；在日本，要考虑到大乘佛教，部分的道家，但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在朝鲜和韩国，要考虑到大乘佛教，还有它们的巫教。可见，儒家传统在这几个社会，事实上都有不同的表现。换句话说，儒家传统是多样性的。”[1]儒家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系统成型于春秋后期。随着儒家思想的广泛流传，大约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由中??、朝鲜、日本和越南组成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思想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广泛传播。 　　儒家文化在早期中国的古典典籍《诗经》和《书经》中的内容可以看出，西周初期已有雏形。发展到春秋末年，在孔子的系统整理下，正式创建了儒家学说。东亚的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经了3000多年，是东亚文化的主流，具有同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相互包容的东亚文化品格。在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明以后，逐渐成为当时东亚文明的体现。儒家文化在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都具有官方性的地位，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 　　朝鲜半岛的百济于公元4世纪70年代设立大学，新罗于7世纪中开设国学，新罗9世纪统一朝鲜半岛后设立读书出身科，以儒家经典的《论语》《孝经》《左传》等为考试内容。1315年随着元朝开科取士，朱子新著也逐渐进入朝鲜半岛。可以说，朝鲜半岛的儒家文化传承和中华文明的入学一脉相承。 　　日本自公元4世纪末由百济博士王仁传入《论语》，之后经过多次交流入学开始受到日本贵族重视。隋唐时期开始的遣唐使活动使唐代学风流行日本。奈良时代的汉学，与其他文化一样充满着唐朝风格。平安时代废止遣唐使，但儒学仍在日本上流文人社会影响巨大。镰仓时代朱子学传入日本，到室町时代朱子学因佛僧的传授开始流行。到江户时代的日本官方统一了文化思想，把朱子学的宋学定为官学，民间的阳明心学兴盛。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是东南亚国家的一部分。自中国秦汉到唐朝一直受到儒学影响。历代王朝沿袭中国国家制度，以儒家经典开科取士。儒家思想成为越南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并以越南为根基向东南亚地区传播开来。东南亚岛屿众多，早期人烟稀少，许多岛屿的开发都跟中国的人口迁移有关。人口的移动势必会带去与之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一部分。 　　二、“盛”与“衰”过程 　　东亚地区区域合作模式的最古老的形式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古代所形成的华夷秩序论，这是东亚历史上唯一存在过的国际关系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带有浓厚的尊卑、主从色彩，但是不同国家在华夷秩序的框架下，通过让步与妥协，维护了地区长久的秩序与稳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小国对于中华帝国的真心臣服，也说明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在东亚也成就了当时世界史上的一段辉煌。 　　华夷秩序论的主要内容是将儒家思想中的等级秩序和修齐治平等治国理念延展到对外关系的理念上，把中国放在了世界的中央，文化高贵，主宰天下，周边国家是中国的藩属，地位低下，接受中国册封，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这种华夷秩序在汉代作为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以册封―朝贡的方式开始确定。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趋于完善，到隋唐时期秩序进一步巩固，宋朝四大发明的外传使秩序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最终具备了清晰和完善的内涵。当然这一过程的理论与实践，是在“由外来侵略和对其进行征伐的不断循环所形成的”[2]。其中唐朝时期的13次中朝战争，使双方都感到得不偿失，共同找到了一种当地人自治和“岁时朝贡”结合的模式。正是在不断的对抗和妥协中，中国“把安全和权力的实际现状与理论和观念上的中华中心论结合起来”的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3]同时这对于古代中国的多边关系也起到了规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