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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以儒教信仰为中心 　　摘要：英语中的“宗教”，就西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制度宗教；汉语中的“宗教”，则不一定指称宗教制度。中国儒教当然不等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制度宗教，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结构。杨庆望所谓“扩散宗教”的概念，与本文讨论的中国“信仰”，及其在权力秩序和制度宗教之外那种私人、扩散武的信仰认同模式非常相似。为此，本文把儒教的信仰认同模式作为个人信仰与他人信仰、儒教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结果，并以信仰“认同”作为儒教的行动单位，同时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经由对儒教信仰认同规则的考察，讨论儒教信仰及其信仰群体的建构逻辑，进而分析儒教信仰经纬中中国社会的模式及其演变路径。 　　关键词：儒教现象　信仰认同 整体性认同模式 个人认同模式 　　 　　一、“儒教现象”及其“信仰关系” 　　 　　把儒教讲成宗教，很多中国人不喜欢，西方人也讲不清楚(史密斯，2005：140)。“儒教现象”及其概念，因为受到中国和西方宗教学话语的制约，迄今尚无达诂。所以，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一个西方和中国从来都不能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虽然，中国人不太喜欢谈论宗教，但很喜欢谈论和强调一个人的信仰。所谓民族信仰、国家信仰、文化信仰、家族信仰等等，它们所表达的是一种“民族的”、“国家的”、“文化的”、“家族的”信仰。在这种表达方式之中，民族、国家、文化、家族等词汇，都是定义信仰内容的限定词。这种话语表达方式，指向的虽是一种信仰表达惯习，要表述的就是经由国家、民族、文化、家族等社会实体表达出来的信仰，其实质却可转为一种对国家、民族、家族、文化的信仰。 　　国家、民族、文化、家族成了信仰认同的规则。基于一种信仰所建构起来的信仰认同，其间无疑就内涵有一种制约或表达信仰的规则。为此，信仰的认同规则，可以定义为信仰者认为自身所隶属的精神范畴；而信仰认同则是信仰者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自于信仰者特定的身份与知识，并由此而涉及一个信仰群体(或多个信仰群体)的成员资格及其与之紧密联系的价值与意义(方文，2008：79)。 　　依据社会认同理论，认同是被建构起来的，既涉及自我建构和个体化的过程，同时也关系到是谁建构了这个认同，谁是这一认同主体，以及为谁建构了这一认同模式等重要问题。把握了这些问题，大致上就能定义一种信仰认同的象征功能，并具体把握那些接受或拒绝这一认同的信仰群体。 　　因此，信仰可以被视为一种价值体系或精神结构。至于这些信仰认同结构，当它们被提升、建构为一种价值体系或精神结构的时候，它们的特征无疑是决定于它们所依赖的社会范畴。如果这个依赖对象是国家、民族、文化或家族制度，那么，这些出自国家、民族、文化或家族的信仰认同结构，就会把个人信仰及其认同规则建构为一种群体信仰，促使信仰者个人必然要对于这些外在的权力、利益、身份等关系形成某种依赖，使其信仰认同规则深陷在国家、民族、文化、家族等制度的制约之中，徒然保留了与信仰紧密相关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核心的道德自律。因此，在中国人的汉语惯习之中，道德与信仰几乎就是同义词，或者就叫做“道德信仰”。所以，“儒教现象”并不局限于儒教体系。与其费劲地去定义儒教是不是宗教，倒不如去研究儒教信仰的构成和表达方式，集中讨论儒教的信仰结构及其表达方式，进而具体地把握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把握中国宗教经验中具体的信仰实践模式。 　　所以，宗教认同是一种基于群体、组织的成员或范畴资格的制度性认同，而信仰认同是基于个人精神选择的个人价值认同，进而把宗教作为一种群体行动，把信仰视为一种“以认同为基础的精神单位”。信仰认同是对已存在的个人的精神归属的发现，同时也是对信仰者身份与知识的一种再建构。它或许就以宗教为归属，或者出离了宗教的体制范围，直接以个人的精神追求为宗旨。 　　显然，信仰认同是信仰者在实践或表达其信仰之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信仰品质、属性及其与他人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他们与制度宗教认同的单一性质往往不同，信仰认同通常会具有多种认同方式，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家族的等等。至于宗教认同，则能够在一定情景下，可以依据其群体信仰的制度化模式而确定出“我是谁俄们是谁”，在单位层面(unit-level)和宗教社会结构属性上，予以宗教的信仰认同一定的制约和期望。因此，信仰认同可以分别为自我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家族认同等若干层面，不同的层面就会有一个相应的信仰复合体，或者把国家、民族、文化、家族等各个层面的认同因素，贯穿在自己的信仰认同之中。所以，研究这种具有特殊内涵的信仰认同及其认同模式，既可揭示一个社会结构的运行机制，亦能梳理出一个民族信仰体系、精神结构如何影响社会的内在机制，当然亦包含了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宗教社会学研究。 　　 　　二、儒教“信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