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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信仰起航 　　在现代社会忙忙碌碌的背景下，谈论信仰、理想等似乎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别跟我谈理想，我已经戒了”，戏谑者如是说。“我们不需要信仰，这东西对我们没帮助”，实用主义者如是说。确实，我们将多数的时间，花在了工作、挣钱、买房、娱乐上，很少有人再去驻足聆听自然的声音，去思考生活本身的含义，“信仰”一词，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似乎已成为了我们的千年一叹。 　　西方许多人鼓吹，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西方通过信仰基督或天主，让人在心灵上有所寄托，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而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更何况，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总是带有非常世俗的目的，生病了找药王殿，缺钱了找财神爷，很难说这样的信仰对中国人的精神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信仰的缺失，造成了恣睢放纵、浮躁混乱的社会现状，当下的中国人才如此的焦虑和痛苦，……如此云云。 　　壮哉，我巍巍中华 　　事实确是如此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中国人是有信仰的。 　　若将信仰仅仅理解为宗教信仰，那这种理解未免偏狭。何谓信仰？汕头大学教授、老子研究专家鄢圣华说：“信仰就是一个不懈追求的目标，是一个人的精神归宿。”“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或许是对此有力的诠释。在《中国人的信仰》一书中，对信仰的定义是：“信仰，就是人的仰望。我们的信仰从天道而来，天道即人道、世道、自然之道，凡遵循天道之人莫不心中有“爱、和、真”，这是我们的儒释道文化与一切真理共同的普世取向。”中国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以儒学为主，释道为辅的精神文化体系，不论是儒家的崇文尚礼、仁义道德，道家的洒脱无为，还是佛家的虚空清净，无不是中国精神财富的展现，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至高点。 　　翻阅历史便可发现，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信仰之光闪耀的历史：黄帝是我们信仰的开端，夏、商、周三代是我们信仰的展现，大唐盛世是我们中国文化因信仰而独得的永远的荣光，宋朝是我们民族信仰广大的典范……直至近现代，国势衰微之时，又有多少仁人志士投身革命，用自身的鲜血来印证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救亡图存，革旧布新，谭嗣同慷慨赴死，舍生取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唤醒民众，复兴中华，鲁迅弃医从文，为革命摇旗呐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为我们的信仰指引新的道路，现今，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带领下，中国人全面建设有信仰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生活。温家宝总理曾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拿什么拯救你 　　著名记者白岩松在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信仰的人不一定都幸福，但是没有信仰一定不幸福。”我很赞同这句话。人活着，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人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高声唱道：“人充满劳绩，然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享有物质生活的同时，能够在精神的家园中“诗意地栖居”，这是一种至上的境界。 　　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物质的充裕而来的却是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人们习惯了行走匆匆，忽略了身边太多的美景；人们习惯了忙忙碌碌，忘记了给家人多一点关爱；人们习惯了埋头苦干，却很难静下心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很显然，这与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的栖居”相距甚远。 　　有研究学者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认为西方文化属于外延型，好斗、扩张、充满竞争之心；而中国文化是内涵型的，待人以宽，律己以严，有着深刻的自省意识。但是在商品竞争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中国文化在现代也开始走向外延型，好斗、扩张、充满竞争之心。这也必然导致心态的浮躁与趋功近利。当下的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这实际上是过去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越来越多人将金钱看成是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上攀附富人成为时尚，炫富成为趋势，“高富帅”、“白富美”成为令人艳羡的代称。伴随着社会急功近利而来的是社会道德的滑坡，部分人甚至走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北大教授郑也夫说：“在功利滔滔的国家中，信仰已成稀缺。现在是一个高度世俗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首当其冲。……所以我不敢谈信仰，信仰高不可攀。” 　　重建信仰、扬帆起航 　　确实，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信仰出现了问题。面对当下的信仰危机，重建信仰已成为当务之急。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和谐”理念，是我们复兴二十年来结出的最大胜利果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为了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