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与认知角度阐释中国言情电影的出现与发展.docVIP

从时代与认知角度阐释中国言情电影的出现与发展 　　如果要精心梳理一下电影在中国产生的历程，其时间段必须上溯至“五四”时期，在当时西方舞台剧、话剧、哑剧和喜剧等戏剧形式不断传播到中国之时，中国剧坛也在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变化。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剧中开始发生派别上的分歧，这主要反映了国剧在不断成熟过程中体现出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西方剧不断被中国戏剧家创作和演绎，不仅出现了像弘一大师李叔同这样亲自上阵表演话剧的演员，还出现了像曹禺、田汉等伟大的戏剧家，这都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戏剧表演方面的变化，既有国剧的日渐成熟，也有西方戏剧的不断浸透，这是一个兼受本土与西洋双重影响的事件。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来分析新中国以后的电影发展，尤其是言情电影在国内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但目前研究鲜有触及的话题。 　　不可否认，就言情电影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有许多种视角和方法，但有一种是无可替代的，即“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视角。这是西方著名科技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之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提出的核心观念。[1]简而言之，“内在理路”意图揭示事物发展的内部逻辑，换句话说，即事物内部的某种要素促使事物发生了人们可见的变化。余英时先生曾以内在理路的方法精确解读了宋明理学转化为清代考据学的历程，这是他的学术巨著《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主要立足点。[2]受这一观点的启发，用内在理路的视角去分析中国言情电影的产生与发展，也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简单来说，中国言情电影的产生与发展的内在理路有三条：其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出现了质变；其二，中国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异常珍惜爱情的价值；其三，人们表达爱情的方式极大丰富。正是这三方面，决定了中国言情电影能够产生，并不断发展到今天。很明显，在这段分析中，我们侧重的还是情感内部的内容。但必须要澄清的是，我们并非否定外在要素，诸如电影艺术表现方式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等，我们只是从事情的内在要素作切入点，以求为分析言情电影的产生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多元的解释。 　　一、 认知程度对“爱情”观的影响 　　爱情在词汇学的意义上讲，是源自西方的词汇，他的语源是希腊语的philo，有翻译家曾将其音译为“菲洛”（鲁迅《摩罗诗力说》）[3]，英语的love便是来自“菲洛”，很明显，英语将希腊语的发音加以倒置，发音与“洛菲”相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中，是没有“爱情”这个词汇的，中国人往往将它表达为“念”、“情”、“思”，甚至是“欲”之类的字眼，实际上与西方所谓“爱情”是相通的。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时期，大批留洋学者将西方自由的爱情观传入中国，自此中国青年男女才大为熟悉西方的love。由此而来的变化，是中国人不断探索“爱情”一词应有的表现内涵。 　　仔细分析五四运动之后留存在中国学者著作中的材料，可以发现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是有着阶段性发展的。在建国之前，学术界对于爱情的理解普遍停留在“柏拉图式爱情”（Platonic love）之上，亦即超越肉体恋爱之上的精神恋爱，所以出现了很多佳话，像林徽因与金岳霖，鲁迅与萧红等等。这些友情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的未尝不是柏拉图式恋爱，这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爱情理解的明确证据。从建国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内，由于社会原因，很多人将“爱情”等同于形而下的欲望，可以说这是歪曲了“爱情”一词的真实含义，将肉体与灵魂统一的词汇偏向了肉体一端，对“爱情”的理解出现了莫大的偏差。去年深受好评的电影《东北偏北》讲述的正是这一时段产生的变态的“爱情”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越来越成熟。在这一时代，人们认识到了“爱情是肉与灵的完美结合”（瓦西洛夫《情爱论》十二章）[4]，换句话说，也就是情感与性欲的结合，正是由于人特有的情感逐步加深，才有了升华为肉体结合的欲望，亦即“性欲的实现”（瓦西洛夫《情爱论》第六章）。[5] 　　上述便是中国人对“爱情”认识的不同阶段，很明显，第三阶段是最成熟的阶段。而将这个分析与中国电影发展的阶段对应起来观察，便会发现一个被忽略已久的事实：随着人们对爱情认识得越来越成熟，中国言情电影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个结论便将言情电影产生的内在理路揭示得极为清晰，正是因为人们在那个阶段，对于“爱情”理解得极为成熟，所以自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将这种理解呈现出来，有文采的人通过写书来表达，有导演天赋的人则通过影片来呈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经典言情作品，像《庐山恋》《庭院深深》《知音》等等，无一不在呈现着那个时代健康向上的“爱情”观。而究其原因，都源于那个时代人们对爱情的认识异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