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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视阈下的陶渊明双重性格解读 　　长期以来，陶渊明一直以平和、恬淡的隐逸诗人形象立足于中国文坛，并成为众多文人学习与效仿的楷模。可以说，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稳固不变的，但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却以一种他者的[ 光，从陶渊明的作品文本与创作行为出发，为我们分析了其诗歌中所流露出来的焦虑与意欲成名的隐秘心理。本文即据此剖析了隐居后的陶渊明写诗背后的双重性格。 　　[ 关键词]他者视野；汉学家；陶渊明 　　[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０９－０５ 　　殷晓燕(１９７６―)，女，文学博士，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与海外汉学。（四川成都６１０１０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西方视野转换(项目编号：１０ＸＪＣ７５１００８)和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西方视野转换”(项目编号：０９ＳＡ１８３)的阶段性成果。 　　 　　当某一思维已经定型或成为惯性时，以一种新的视角去打破思维的局限，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经典人物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这也正契合孔子的观点。《论语?为政》云：“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孔子讲述的是通过观看人外在行为的善恶，既而体察其内在的动因，进而分析其心理变化，以此分辨善恶之人。这种层层递进的方式与我们通过一种他者的视野，进而重新解读经典人物，是一样的。故而当陶渊明被放在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孙康宜、余宝琳等人的[ 睛下观察时，原本平淡、冲和的隐逸诗人的开山之祖――陶渊明，反而有着不为我们所知晓的双重性格。 　　 　　一、为了自由的隐居与不甘寂寞的诉说 　　 　　一直以来，陶渊明都是以“隐逸诗人之宗”的头衔立足于文坛的，他备受人们的推崇也是因为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品格，“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的贫士典范，安于贫、乐于道的隐士先锋形象。他远离官场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俯身躬耕时体现出与自然的一派和谐。他种下的高洁之菊也成了他个人的象征，为他的人格增添无限的魅力。但在对他的肯定之时，海外汉学家们，却以清醒的头脑与不迷失的[ 光，从分析陶渊明的文本入手，从其隐逸的行为与在诗歌中反复诉说、欲使世人与后人了解他的冲动中，挖掘出他内心的隐秘与表面恬淡而实欲扬名的双重个性，展现出其既焦虑又矛盾的一面。 　　凡隐蔽者，皆有不欲为人知之意。故《说文解字》云：“隐，蔽也。”即隐蔽、隐藏都是意欲避之于人，如《楚辞》中意欲点醒屈原的渔父、《论语》中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杖荷老人，反被孔子视为“隐者也”。可见，真正的隐者应该是坚持“道”却不为人知的智者。但隐逸诗人陶渊明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歌，讲述了他隐逸的生活，描述了他内心的心理变化，使得后人对他的行踪掌握得一清二楚。这种记录日常生活写照的诗歌无疑属于自传诗的行列，这也正是美国汉家宇文所安等人的体认。对此，宇文所安在其《自我的完整映象―自传诗》(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ｉｒｒｏｒ: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一文中，将陶潜的诗歌确认为“自传诗”。宇文所安认为：陶潜是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他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自传的东西：所谓解释自己恰恰意味着双重的自我―真我与表面角色。表面角色也许只是一个谎言（我们注意到陶潜在许多年前不过是一个执行着日常事务的官员）。更多情况下，表面角色也许是真实的，但并不足以说明真实的自我。[ １](Ｐ１１６) 　　陶潜是不是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值得商榷。余宝琳（Ｐａｕｌｉｎｅ Ｙｕ）在她的《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解读》中说：“陶渊明在他诗歌的题目、序言里提供了相当广泛的年谱，使得他的诗歌与他的生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给人留下了真实的印象。”同时她还认为，“但陶潜却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阮籍时期之前、整个建安时代及以后的时期，我们知道许多诗人在诗歌和个人传记及大的历史背景之间建立了清晰的联系。”[ ２](Ｐ１４３)而宇文所安给出的理由则是：“许多人声称公元前四世纪诗人屈原作为第一个诗学传记作家的特性。但在历史人物与归属到他名下的诗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撇开归属问题不谈，对屈原的作品作传记性的说明依赖于对文本和已知的来自于外部的传记资料所作的复杂性的阐释性调解。陶潜是真正的自传者，是他自己生活的搜集者与阐释者。”[ ３](Ｐ７８) 　　正是因为陶潜在人生当中的特殊经历：官员→农民、农民→官员、官员→农民，他的人生定位也在这两种角色中游离，他也试图扮]好每一种角色，但又难免流露出矛盾的气息。而他自由的天性和诗歌独特的性质，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他内心生活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