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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清斗争为主线的南明史研究新视角 　　[摘要]南明的历史，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段历史既是朱明王朝的余绪，又是清朝的创业史。顾诚先生所著的《南明史》是顾先生潜心研究十数年南明史研究的成果，是迄今为止南明史研究的最高峰。在这部著作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抗清斗争作为南明史研究的主线，极大开阔了南明历史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南明史；抗清；历史人物评价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90-04 　　南明的历史，既是明朝历史的余绪又是清朝开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南明历史的记录，曾经在清朝血雨腥风的文字狱下被肆意篡改、歪曲和隐瞒，但是在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当时实际的需要，南明史的研究曾经出现过两次热潮。柳亚子在1941年发表《南明史纲初稿》，钱海岳先生于1944年完成了纪传体版《南明史》。建国以后，先有谢国桢先生的《南明史略》，继之南炳文先生著《南明史》。国外的研究成果有美国人司徒琳的《南明史》。1996年5月15日，顾诚先生为该作品撰写后记，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的《南明史》终于完稿，1997年这部被誉为南明史研究里程碑的作品正式付梓。这部书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荣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随着顾诚先生《南明史》的出版，许多南明史研究的新成果随之面世。顾诚先生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精确的史料考证奠定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何龄修先生为之折服，评价这部南明史“它当然不是填补空白之作，但却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这部《南明史》之新，首先体现在打破了传统学界以弘光继统为上限和以永历败亡为下限的南明史研究范围，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殉难写起至康熙三年（1664）著名的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覆灭为止，拓展了南明史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顾诚先生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同理，1664年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覆灭，清朝完成中国大陆的最终统一，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束。关于顾诚先生南明史的时间断限问题，李治亭在《南明史辩――评》中提出反对意见，坚持传统的以“1644年农历五月三日弘光政权成立，是为南明史起始时间。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帝被俘于缅甸，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覆灭，标志南明史终结。公平地说，此种划分符合史学界通常所使用的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李治亭认为顾诚先生的断限方式将南明史等同于“武装抗清运动史”。“明亡四十余天后，始有弘光政权之创建，其后又有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政权相继成立，它们之间虽无父子相继关系，但都是朱氏子孙继统，延续明朝国号，史家才将此四个政权定名为南明，其历史概称为南明史，且与明史区别开来。如果没有朱氏子孙继统，成立相应的政权，即使有江南半壁，臣属众多，何以称‘南明’？如郑成功、郑经父子于永历亡后，仍奉明号，毕竟朱氏已绝统，南明史也就无从谈起。”李治亭的“南明”是相对于已经灭亡的明朝而言，其含义依然只是一个国号的延续，而顾诚的“南明”则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反抗满洲贵族征服保卫家园的旗帜，二者的含义有层次上的不同。 　　其次，关于南明史的内涵，以往的南明史著的中心线索是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和永历几个南明政权的建立与覆灭，而这部作品“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颂扬了广大汉族军民反抗满洲贵族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的英勇斗争，强调历时二十余年的反清斗争之所以最终归于失败，并不是如后世清朝统治者所吹嘘的满洲八旗军力强大所向披靡，而是抗清势力内部的矛盾重重，相互之间钩心斗角，导致力量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而被满洲统治者各个击破――“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钩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这一时期中国境内的主要矛盾是广大汉族人民与满洲贵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在中国大江南北风起云涌。清廷的实际掌权者睿亲王多尔衮、顺治帝福临等满洲贵族所代表着的是一种相当落后的生产方式，实行的是极其野蛮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政策，在与南明各方势力的军事冲突之后，动辄大举屠城，包括大同、南昌、扬州等当时规模较大的城市以及无数中小城市都被清军屠戮一空，清军的政策是降亦屠城不降亦屠城（如大同城最终开城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