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人生还两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看译者主体性体现.docVIP

从《无人生还》两译本翻译策略的选择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摘 要： 传统翻译观主张译文应完全忠实于原文，译者也一直处于从属于作者的地位，?g者的主体性得不到体现，而现代很多译学家开始关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主体性的体现。本文以《无人生还》两译本为例，通过分析两译本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区别来看译者的主体性是如何体现的。 　　关键词：《无人生还》 翻译策略 译者主体性 　　一、阿加莎?克里斯蒂及《无人生还》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侦探小说女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之一，与英国的柯南?道尔和日本的松本清张并称为世界推理小说三大宗师，其笔下的赫尔克里?波洛侦探的形象成为世界上第二受欢迎的侦探形象，仅次于福尔摩斯。她一生创作了多部作品，包括读者耳熟能详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其中多部作品也被改编为影视剧。 　　《无人生还》是阿加莎的代表作之一，主要情节是八个人受邀来到一座孤岛上，岛上只有管家夫妇两人迎接，随后十个人依次按照一首童谣描述的方式被杀害。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读者的欢迎，目前全球销量超亿册，该书也开创了暴风雪山庄模式。 　　自从1959年，《无人生还》第一本中文译本问世之后，至2013年已有八部译本，重印十余次，其中1980年地质出版社出版的葛德玮译本（译为《孤岛奇案》）较具代表性，许多读者至今仍将葛氏译本奉为经典，而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新翻译并出版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集，一直以来也备受关注，其中《无人生还》一书由祁阿红翻译。本文将选取这两译本为例，探讨在这两译本中译者主体性如何体现。 　　二、《无人生还》两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所谓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必将其所受到的来自社会、时代、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影响体现在其译本之中。传统的翻译观认为译本应完全忠实于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将信达雅奉为翻译的标杆，不可妄自对原文进行修改创作，译者始终属于从属的地位，在此时，译者的主体性很难得到体现。然而，随着翻译界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众多译学家的关注，他们认为译者选择根据目的语文化的需要，对原文进行适当的“改写”使得译本读起来通顺流利，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此时译者发挥了较大的主体性；而当译者选择忠实于原文，依照原文的行文习惯进行翻译，产生的译本更符合源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此时译者的主体性体现较小。 　　上述《无人生还》两译本虽都备受关注，然而两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却截然不同。葛氏译本主要采取归化策略，辅以较多注释，而祁氏译本主要以异化为主。 　　如：…it had been bought for a honeymoon - Young Lord L - had surrendered to Cupid at last！ （克里斯蒂：1） 　　葛译：……有位青年勋贵XX终于拟结丝萝，打算在岛上度蜜月啦。（葛德玮：1） 　　祁译： ――有一个叫L什么的年轻勋爵最终向丘比特屈服了！（祁阿红： 2） 　　在此例中，葛德玮将“surrendered to Cupid ”译为拟结丝萝，丝萝指菟丝与女萝，诗文中常用以比喻结为婚姻，译文用了拟结丝萝这一成语显得更为文雅，此外，文中的“L”并没有译出，用“XX”代替，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在这两处，祁阿红都是照原文直接译出。 　　葛氏译本出版于1980年，此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很多读者对于外国事物都不了解，尤其是像丘比特这种文化意向较为浓重的名词，所以为了避免误解，使得译文更易被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葛德玮发挥了较强的译者主体性，选择归化的方式；而反观祁氏译本，出版时已是2008年，此时随着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国家有了诸多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丘比特作为爱神的形象，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将其按照原文意思译为“向丘比特屈服”已足以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内涵，所以译者采取异化的策略，在这其中，译者的主体性体现较小。 　　再如，两位译者在其译文中都对某些部分进行了注释，但葛氏译本中注释多达12条，祁氏译本中仅4条，远少于葛氏译本，仅占其1/3。 　　两译本中注释内容如下： 　　注释都是原文中所没有的，为了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自行增加上去的。所加注释越多，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的就越大。在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到祁氏译本中的四条注释有三条为原文中引用的《圣经》的注解，另外一条为原文中关键信息“UNKNOWN”的注释；而葛氏译文除了有《圣经》和“UNKNOWN”的注释之外，还有一些诸如地名、货币等一些专有名词的解释。在葛氏译本中，由于当时中国读者对西方世界不够了解，对于现代很多读者很熟悉的专有名词，如苏格兰场、几尼等等，在当时都是不容易理解的，甚至可能会引起歧义，因此必须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