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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忠文化的经营探寻汉代构建国家软实力的历史轨迹 　　[摘要]“软实力”的概念是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其经营在中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汉唐盛世的形成即是文化软实力导引国家走向强盛的成功典范。刘汉王朝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走了一条通过经营忠文化以提升国家导向力、凝聚力、亲和力、吸引力的路径，从而启发我们，核心价值观确立的准确性、突破点的精选性、方法的得当性、理论文化的创新性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忠文化；汉代；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5－0129－04 　　 　　虽然“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创造出来，但这绝不是说在“软实力”概念出现之前不存在对国家软实力的探索与构建。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汉唐盛世的出现即是国家软硬实力兼修的硕果。本文仅以汉代忠文化经营为例，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侧面探寻刘汉国家软实力构建的历史轨迹，进而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迅速提升提供历史镜鉴。 　　 　　一、以“孝”劝“忠”，提升国家导向力 　　 　　刘汉立国之前，“孝”以及脱胎于“孝”之母体的“忠”已经有了极长发展史，作为后世演变为具有同样重要政治地位的伦理观念，“忠”与“孝”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甚至尖锐冲突。就“孝”而言，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句话，善保己身是最基本的“孝”。“忠”则主张臣民们“尽忠极劳以致死”。换言之，能够为君主的宏图大业尽忠效死，将自己的生死交付于“国家”是“天子”对臣民的“角色期待”。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为父母尽孝而保全生命还是为君主献身而亡成为一个两难选择。“臣”与“民”两种角色内部冲突激烈。刘汉之前，思想家们较多主张“孝在忠先”，如：“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亲丧三年，君与父孰重?’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元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宣王悒然无以应之。”齐宣王之“忿”代表了广大君主的共同心声，遗憾的是齐宣王之后数百年间理论界未能有效为他们解决“忠”与“孝”的冲突问题，从而使家与国关系处理上时时出现背离，国家的政治导向受到极大挑战。 　　刘邦立汉后对“孝在忠先”同样“忿然”，为了强化臣民对“忠于君事”的普遍认同度，他杀掉恩人丁公，赦免仇家季布。这一做法看似不通情理，但在政治上完全符合新兴王朝的价值导向。由于政治攻守形势的变换，什么是“忠”，什么是“不忠”的价值标准也必然随之变换。在“民无定主”时，刘邦逐鹿天下应该“罔罗豪杰，招亡纳叛”，“及贵为天子”之时，必须为天下臣民明确界定“忠”的内涵，确立“忠”的准则，使“忠”获得确定不移的规定性，让臣子知道为人臣的政治道德标准，树立符合新兴国家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念。丁公行私恩于刘邦，显然违背了做臣子的道德原则。如果刘邦置之不问，甚至予以升迁，必然在大臣中产生消极影响，破坏新兴王朝的统治基础，使那些忠君观念不强的人受到感染，甚至起而效仿，对君主行不忠之举。这样的人一旦多起来，势必破坏国家的正确政治导向。所以，为了启迪国人忠于新王朝的思维，刘邦及时抓住丁公这个反面典型大做文章是十分必要的。丁公不过是刘邦政治导向需要的牺牲品罢了。借丁公一颗人头，刘汉最高统治者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昭然若揭。 　　值得关注的是，刘邦之举的软肋在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手段缺乏创新，依然走的是专制主义者惯用“硬实力”的老路。强秦速亡证明，仅仅依靠国家暴力工具根本无益于国家软实力提升，尤其是臣民的“忠”观念绝非威逼利诱就能树立的。自刘汉前期向上追溯，虽然“忠”“孝”一体，“忠”重于“孝”的提法绵远悠长，但实践中“忠”一直未能超越“孝”成为臣民们的最高行为准则，从而使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之间的博弈始终处于胶着状态，甚至很多情况下家族利益略占上风，导致国家利益每每受损。历史把一个重大而又迫切需要攻关的课题摆在了服务于王权的刘汉思想文化界人士面前：厘清“忠”“孝”关系，确立“忠”先“孝”后的政治导向，从而增强刘汉王朝的软实力，强化国家利益的实现。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把普天之下的臣民从囿于家族利益的狭隘思考中“解放”出来，自觉参与刘汉王朝文化生态环境的营造，为国家硬实力的实现提供价值观念的支撑。在完成该课题过程中“勤学不辍，智广利多”的经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忠”“孝”关系理论构架而言，董仲舒的贡献最为突出。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说将“忠”、“孝”均归之于“土德”，认为“忠”“孝”原本就是同根生，就如家国一体那样紧密相关。差别只在于“国”是扩大了的“家”，“家”是浓缩了的“国”。在无数家庭构成的国家群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