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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影响 　　刘禹锡字梦得，中唐杰出诗人，他以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在声势煊赫的韩孟、元白两个诗派之外独具一格。正如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四所言：“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纵横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同时，刘禹锡还是文人词的早期作者之一。刘禹锡在散文方面也颇有建树，诚如王履道所说：“韩退之、柳宗元、刘梦得文冠百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因此，我们可以说，刘禹锡的创作成就是极其卓越的。本文试图从交友与创作的双向关系来展开论述，以见刘禹锡创作之一“斑”。 　　 　　一、交友影响创作思想的形成 　　 　　刘禹锡自叙：“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止，必操觚从之。”（《刘氏集略说》）他自幼勤奋学习，喜欢与擅长诗词的文人在一起，都认为他可教。一旦发现大人的的行踪，必拿着写字板尾随在后，随时准备请教。安史之乱期间。大批文士迁居江南，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刘禹锡有机会向更多文人学习。其中，诗僧皎然和灵澈就既是刘禹锡的老师，也是他创作的引路人，而刘禹锡常与他们一起吟咏。我们不妨把刘禹锡与他们的关系称为亦师亦友。 　　皎然字清昼，人称昼公，诗名很大。灵澈接受过皎然的指点，创作风格与皎然相近。权德舆称他是皎然的入室者，说他的诗歌如“风松相韵，水玉相扣”。刘禹锡说，灵澈“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刘禹锡对这两位诗僧十分敬仰，每当皎然与灵澈写诗的时候，他双手捧着笔砚，很恭敬地陪侍在旁边一起吟咏。刘禹锡当时年纪虽然很小，但诗已写得不错，得到了皎然和灵澈的称赞。他们风趣地学着圯上老人赞扬张良的口吻说“孺子可教”。 　　皎然在《诗式》中强调诗歌的创新。“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复”，是对前人的继承；“变”是变革创新。又说“复变二门，复忌太过，……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显然，皎然更重视变革。这对刘禹锡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代书诗一百音韵寄微之》中写道：“兴掩寻安道，词胜命仲宣。从今纸贵后，不复咏阵篇。”对诗歌创新大加赞赏。他的《杨柳枝词八首》之一中，“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更明见其传承关系。 　　刘禹锡的创作思想主要源于皎然，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他人对他的影响。如施士丐讲《毛诗》，一反汉代经生家的拘泥古训，完全凭自己的理解而缘词生训、自由发挥，刘禹锡对此印象很深。再如杜佑之《通典》，其宏旨在于“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而刘禹锡也有机会时常向杜佑请教，并且自称“未尝信宿而不侍坐”（《上杜司徒书》）。正是这种新的学风、文风，使得刘禹锡在创作中体现出强烈的革新思想。以《天论》三篇为例，它秉承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这一命题，倡导“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并作出了“生乎治者人明道”的结论。可见，刘禹锡尚“治”，并为达到“治”而力主革新。当然，这一革新思想还散见于刘禹锡所作的表状奏启、书信等文章中，如《献权舍人书目》《华伦论》等文皆是针对中唐的社会现实而指陈时弊、力主革新的。 　　 　　二、交友带来了丰富的创作成果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在中唐独树一帜。白居易评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唱和集解》）明代瞿佑《归田诗话》也赞曰：“英迈之气，老而不衰。” 　　刘禹锡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比兴体制的讽喻诗，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反映时世和个人际遇的感遇诗，模仿和改造民歌体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另外，还有大量的应酬唱和诗。在此，选择其唱和诗与新乐府诗作简要分析。 　　对于刘禹锡的应酬唱和诗，时人认为其“显示作者纯熟的文字技巧，而思想价值较逊色”。诚然，其唱和诗的思想性与他那些讽喻时弊、反映现实的新乐府之作比起来要逊色，但也有例外，择其要者言之，有的赋诗言志，如“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有的叙写情谊，如“府公既有朝中旧，司马应客酒后狂”，“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有的劝勉朋友，如“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劝谏白居易不要热衷于黄老之术，唯有通过保养才能延年益寿。“心寄华亭一双鹤，日随高步绕池塘”。 　　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等掀起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一新乐府运动对刘禹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刘禹锡与元稹、自居易的交友来看，三人之间很早就开始了唱和。同时，刘禹锡自己也一向认为诗友间的相互切磋是极为自然、极为重要的事，这一思想认识在太和三年所作《乐天洛下诗，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怀也》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