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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反腐败机制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 　　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反腐败进入了新的阶段，各种理论都在试图从根源上和机制上对腐败问题进行遏制和解决，在具体实践之中也取得大量成果。作为亚洲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的香港，其反腐机制建设的成果有目共睹，在这其中廉政公署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作为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能够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适应了行政权力在当前不断扩张的时代背景，验证了对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可以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对廉政公署的制度、法律、人员架构进行研究，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对中国行政反腐提供借鉴。 　　关键词：廉政公署；行政；权力；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4-0331-02 　　一、权力与腐败的产生 　　腐败是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仅从狭义概念上对腐败进行剖析，对于私营机构中商业贿赂等问题并不纳入讨论）最近透明国际组织新近给腐败下的定义是：“滥用委托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由此可知腐败涉及的公共权力为国家在行政管理之中依据，但为什么腐败能够产生于国家的行政管理权之中呢？ 　　（一）腐败与权力的关系 　　解决该问题首先需要关注这里涉及的两个概念――国家和公共权力，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社会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如是认为。在笔者看来公共权力即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将个体的权利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组成的权力集合体，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国家是公共权力的实施者，公共权力在社会中则具体表现为政府，政府根据让渡权利的成员要求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知公共权力滋生腐败的原因，即是由于公共权力被让渡后，与人民大众分离，使根据公共权力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成员即政府公务员享有了普通公民所无法掌握的权力，此种权力的分离性与强权性，导致权利的让渡者即公民无法以个人的身份进行有效监管，缺乏监管的公共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源头。综上所述，虽然政府行政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通过社会契约让与的权利的集合，理应为民服务尊重人民需求，依法行使不得随意滥用，但是由于让与后导致权力具有分离性和强权性，无力的监管就导致了某些享有权力的政府成员为谋取个人私利造成的权利蜕化现象即是腐败现象。 　　（二）从权力制衡思考反腐败途径 　　现行大多反腐机制均立足于三权制衡，利用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制衡对权力蜕化的腐败现象进行监控，而由于行政权力相对于司法和立法为腐败的现象产生的基础，因此大多反腐败措施均针对行政中的腐败现象进行。故大多数国家首先通过立法和司法机关司法对反腐行为进行监管和惩罚。其次通过行政手段，即依靠行政权力的自我监督，阻止腐败的产生，基于的理论是腐败与行政权力产生的基础相悖，行政反腐可以自我清洁，反腐更加快捷有效，具体实践为香港廉政公署；中国纪委监察部和反贪局。 　　（三）问题之所在 　　通过比较，上述反腐机制中，最有效率的反腐方法应为行政反腐，原因在于行政行为具有高效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倍受青睐，但是由于行政反腐的执行主体和职权实际隶属于政府，而政府的行政权是滋生腐败的权力源，让权力源自检则会因为其和腐败权力先天的关联性导致自身清理机制受到干扰，这是行政反腐的先天不足之所在，故导致许多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应最有效率的反腐败制度和措施收效甚微。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反腐机制大量运用了行政力量，例如建立的廉政公署这一行政机构，取得良好的收效。故本文将对其进行解析，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 　　二、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作用探究 　　香港反腐机败制概况及廉政公署地位：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香港形成了以行政力量为中心的反腐败体系，之所以重视廉政公署在香港整个反腐败制度体系中作用，原因在于其为整个反腐败体系的动力源和第一线，处于核心地位，在香港的反腐败体系中，廉政公署通过接受人民举报和相关资料的搜索确定涉及腐败人员启动搜集、调查程序以获取有关证据，随后根据证据获得程度以及相关标准拘捕和监控涉贪人士，随后将资料交由律政司，由其决定是否检控相关的涉案人员，律政司决定检控后由公署检控，法院独立审判确定涉案人员罪行，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是若案件只涉及轻微罪行，而律政司司长认为检控并不合乎公众利益及当事人已承认所犯罪行，廉政公署会向此类人员中的成人作出警戒。公署还会将公务员涉及行为不检或徇私舞弊的个案转街有关政府部门，以采取纪律或行政处分。 　　通过以上论述，香港反腐败制度的核心为行政反腐措施，廉政公署打击监督打击腐败，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从内部遏制腐败，综合利用利用公共权力中的行政权力对腐败现象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