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号为逻辑起点广播组织权内容研究.docVIP

以“信号”为逻辑起点的广播组织权内容研究 　　 邻接权与著作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保护客体的显著差异，后者保护的对象是作品，而前者保护的对象是对于作品的某种行为。无论是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还是广播组织，其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对于作品的传播。① 　　 关于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英美法系国家倾向于将其作为“节目”来对待，那是囿于其没有邻接权这一概念所致，因此笼统以作品版权的形式予以保护。我国许多学者也一度认为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是节目。但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邻接权概念的认知，如果节目的内容本身已有著作权保护，那么广播组织的权利应仅限于其传播与组织行为的利益回报，因此将“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只有信号最能体现广播组织的劳动成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经修订的基础提案草案》（以下简称“《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曾明确提出，该条约所保护的是“广播”（broadcasts），即承载节目的信号（program-carrying signals）。我国1990年的《著作权法》将客体定位为“节目”的误解，已经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时得到了很好地纠正。因为所谓“广播、电视”，其实就是指节目与信号的结合，如果节目不经信号播放这一程序，那就不能称之为“广播、电视”了。据此，本文将着重分析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利内容的缺漏，《广播组织条约草案》规定的广播组织权内容，以及以信号为逻辑起点的权利内容，借以说明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背景下，广播组织权设计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广播组织权内容的缺漏 　　 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内容有三项：转播权、录制权和复制权。这里面，最重要的当属转播权。之所以作此判断，是因为录制权和复制权的涵盖范围比较简明而少争议，而转播权却要复杂得多。 　　 按照《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规定，“广播”仅指无线方式，而在《著作权法》中，没有规定转播是通过无线还是有线。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目前有线电视发展很快，应增加规定有线方式的播放权。同时要求将“重播”改为“转播”。因此，修订后的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为“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根据这一表述，可以认为转播不仅指无线方式，也包括有线方式。 　　 从上述表述看，我国《著作权法》的转播方式应该已经包括了无线、有线乃至卫星转播方式，但显然并未包括网播的方式。“网播”系指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通过计算机网络，使公众能基本同时得到所播送的声音，或图像，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表现物。此种播送如果加密，只要网播组织或经其同意向公众提供解密的手段，即应被视为“网播”。②2009 年除夕夜，优搜网络公司通过技术手段，截取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信号，在其网站上同步直播。央视诉优搜网络公司侵犯其著作权并要求赔偿。此案中，央视诉称其著作权和网络传播权被侵犯，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③即是一种交互式的传播方式，而优搜网的网播行为是一种点对多的、同时异地获得信号的转播方式。由于我国的转播权并未包括这种网络转播，于是有学者认为，网络直播虽然不能包含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之下，但完全可以被“广播权”所覆盖。优搜网是通过有线电视线路截取了“春晚”节目信号，但提供该信号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无疑是从中央电视台接受的无线电波信号，故认定侵犯了其广播权是没有问题的。④该结论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无线电波信号”被以有线的方式播放，因此属于广播权规范的范围。笔者认为这个论断在逻辑上靠不住。第一，广播权针对的对象是“作品”，不是电波信号，而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是信号。春晚的节目作为邻接权来看，属于信号而非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罗马公约》所称的广播（broadcasting）是指无线电传播，因此要求各成员国保护的是一种无线电磁信号（包括激光、伽马射线等），而非信号所承载的内容；第二，就算广播的晚会是作品，那么非法以“有线方式”播放的组织也首先是有线电视运营商，而不是网播组织；第三，如果侵犯广播权的说法成立，那么春节晚会就变成了一个“现场表演”的“作品”，这既达不到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因为晚会只是各种表演的简单集合），也会让邻接权变得很尴尬，因为事实上就不需要邻接权了。 　　 此案的问题其实是《著作权法》的问题，即上文所说的，超出了现行著作权法的范围。因此，本案最后以调解告终。这一结果充分说明广播组织的某些基于节目“信号”的权利可能受到了损害，新《著作权法》应该考虑将其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