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与对策研究.docVIP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合作机制与对策研究 　　[摘 要]加快京津冀人才合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人才培养、人才交流、人才政策、人才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应按照“突破瓶颈、政策引致、优化配置、开放发展、高地集聚”的一体化发展思路，从顶层设计、政策衔接、多元主体参与、搭建利益纽带、实现内外循环、法制建设等方面构建人才合作机制，从人才发展与产业、资本、教育、平台、项目、制度环境相结合方面形成一体化政策保障。 　　[关键词]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合作机制；政策保障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3-0071-07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的智力创造。归根结底，只有促进京津冀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一体化，打造创新人才高地，才能培育区域发展新动力，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区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因此，加快京津冀人才开发合作，是京津冀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化配置人才资源、激发区域活力、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势所趋。 　　一、京津冀人才一体化的历史梳理与发展现状 　　京津冀人才合作是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工作的展开而不断推进的。在京津冀?f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前，其人才协同工作可梳理为萌芽探索（1980 年代中期至 2003 年）、稳步推进（2004 年至 2010 年）和全面发展（2011年至2014年）三个阶段[1] ，这一时期比较标志性的成就是2005年三地政府在廊坊共同签署《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定书》，2011 年签署《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协议书确立了京津冀人才合作的内容，提出从人才流动、人才智力资源共享、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联系、展开合作，继而审议通过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人才合作与同期的京津冀一体化工作一样推进较慢，涉及面较窄，涉及主体较单一，主要还是以政府及人事部门为主，各方动力不足。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区域合作的急速升温为人才协同工作带来发展的新契机，京津冀人才合作驶入快通道，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见表1）。在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三地成立了不同类别的高校创新联盟，开展了跨区域的校企合作，建立了三地智库交流平台等。在人才交流方面，举办了一系列京津冀区域人才交流洽谈活动和人才协同发展论坛，成立了京津冀国家级开发区产业人才联盟等。在人才政策与措施协同方面，京津冀三地党委组织部门达成了“1+9”工作共识，成立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启动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等。在高端人才协同创新创业载体方面，“首都国际人才港”、京津冀技术转移人才实训基地、京津冀人才基地、中关村分园等陆续建设。 　　可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人才协同工作，与2014年之前相比成绩斐然。但是，从发展现状来看，由于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尚未建立，行政体制机制的阻碍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区域人才一体化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深层次的人才协同机制尚未形成，三地间的政策衔接不够通畅，人才制度性障碍尚未突破，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完全对接，相互间的人才政策开放力度较小，且由于利益关系部分区域或主体参与动力不足，存在协同主体职能缺位现象。目前，如讨论呼吁较多的三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仍未实现，2017年1月仅河北燕郊的燕达医院开通了异地结算试点；户籍身份所给予的北京、河北之间的教育、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政策差异更是难以破冰。 　　其次，京津冀三地科技人才之间存在“断崖”现象，人才一体化进程存在“短板”效应。河北省与京津两地，特别是与北京之间，不是简单的梯度分布，而是在人才数量、层次、创造力、结构及载体等全方位存在巨大差距（见表2、表3）。河北省的人口数是北京的3倍多，但在高层次人才数量上，2015年北京RD人员为24.57万人，河北省只有10.70万人，北京为河北的2倍多，北京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博士RD人员更是远超天津、河北数倍甚至几百倍。人才创造力方面，2015年北京的申请受理专利数和申请授权数达到了15.63万件和9.4万件，分别是河北的3.5倍和3.1倍，其技术输出金额为3453.89亿元，为天津的6.7倍，河北的87倍，北京远超天津和河北。高校、研发机构和高技术企业是承载高科技人才的最直接载体，河北的高校数量高于京津，但质量上远远不及，113所高校中只有1所211高校，北京则达到55所；研发机构数量上，北京拥有389所，而天津和河北仅有60所和79所；在人才载体的投入强度上，北京达到了6.01，天津和河北仅为3.08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