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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区域化、一体化发展步伐的加快，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发展 “加速器”的物流业，同样也面临着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从目前看，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明显落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文化观念上的滞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尽快实现区域内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的融合，用一体化的思维统领区域内的各种物流资源配置，无疑是该区域实现物流一体化的前提。 　　[关键词]京津冀 区域物流一体化 文化因素 　　 　　物流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也同样面临着一体化的问题。实现区域物流一体化，将加快区域经济整合与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当前，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观念、行政区划、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在制定物流规划时，缺少区域协调合作，谋求的是单体发展，没有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对本地区的物流进行整体的区域规划，这种情形严重制约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影响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京津冀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虽在近邻，但由于本区域二市一省长期以来的功能定位差别和文化背景差异（北京、天津为两个直辖市，且北京为全国的首都），致使区域内人们文化思想上的“地域之绊”仍然存在，这种文化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制约了三地的有效合作。 　　众所周知，人是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推动一切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人文精神结构关系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改变区域内人们的思想观念，加强地域文化融合，在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周礼》为核心的礼教文化经过孔子、孟子等不遗余力的推崇，而成为了儒教，整整影响了中国数千多年历史，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先河，直至今日依然无处不在。以礼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一是王者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普天下的土地与百姓都属于王者所有，王者对天下的人和物都有绝对的控制权。二是王者之下，权力与利益的分配采用分封制和井田制。通过分封制授予同盟者以对土地、人的控制权。井田制则是统治阶级对普通百姓的利益控制方式，通过人身控制达到利益控制的目的。以后的郡县制、科举制，逐步把以血缘关系以核心的分封的主体扩大到社会的精英阶层，借助社会精英的力量来完成对百姓臣民的控制。三是王者之下，均有等级，高度的集权与专制，以强制、控制、专制等为基本形式，自上而下对社会每一个成员进行无所不在的人身控制。这种传统文化严重泯灭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在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更迭中，特别是明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长达五百多年的文化熏陶，使其稳定传承了在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和“知足常乐”的农业文化，“怕乱求稳”思想严重，往往讳言物质利益。而长期“讳言利”的无奈，压抑了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权利，扭曲了人们追求利益的本性。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珠三角地区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是以渔民（村）文化为基础的文化，由于每次出海打鱼都是凶险莫测、生死未卜，所以出海前要寄希望于神灵的保佑，归来与出海间隙的生与死之间及时享乐。这种文化酝酿出来的特征是冒险精神和各自为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以公平交易为基础，渔民用冒着生命换来的网来的鱼产品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品，所以商品经济自古就特别发达。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率先在该地区实行，国内外人员的聚集，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甚至海外文化，致使该地域文化呈现出法制、秩序、守信、勤勉，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等的新特点。广东人凝聚力强，骨子里充满竞争意识，自由开放，冒险开拓，“市场如战场”。 　　长三角地区，工业文明较早地冲击农业文明，不断进取的思想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上海的文化是以江南的水乡为基础，并在西洋文化入侵中，与其并存与融合中发展形成而来的。 　　具有保守、自怜、自大，以守为本，缺乏冒险和创新精神为主要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江南河道与水田一样，经纬分明，尤其是在利益关系上更是要“拎得清”，注重礼节与对等的交换，商业文化比较发达。长三角文化尤其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融合了含蓄温和的吴文化和激越奋进的越文化，讲求实际和实效，重规矩，重秩序，义利并重，做起生意来讲的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常符合经济规律的文化。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区域物流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快于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也全面超越京津冀地区，这种超越与其说是经济的突飞猛进，倒不如说是经济飞速发展背后理性、开放、创新的思想观念、文化精神在起作用。 　　 　　二、京津冀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