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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三大假设及其对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研究论纲 　　[摘要]人的三大假设――“人性假设”、“人智假设”和“人的需求假设”――对政府管理模式有着重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设定、政府制度的设计和政府管理方式的选择，是政府管理模式的重要理论前提。文章对古今中外的“三大假设”思想进行了梳理，并分析它们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模式的。 　　[关键词]人性假设；人智假设；人的需求假设；政府职能；制度设计；管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D0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1-0065-05 　　 　　人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其特征是复杂多样的。在对人的特征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假设，其中三大假设――“人性假设”、“人智假设”和“人的需求假设”――最为基本。“三大假设”对政府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关系到政府职能的定位、政府制度的设计和政府管理方式的选择。 　　 　　一　人的“三大假设”思想简评 　　 　　在学术文献中，一些学者常常把“人智假设”和“人的需求假设”包括在“人性假设”之中，我们认为这是不妥的。这“三大假设”尽管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它们首先都是独立的命题。对它们分开进行研究，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 　　 　　(一)“人性假设”思想 　　休谟曾经说过：“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类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在中国哲学中，“人性”是指人天生具有的秉性。荀子曾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在西方哲学中，“人性”既指人天生具有的秉性，如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救赎说”中的人性；又指人在现实中的秉性，如“经济人假设”所指的人性；还指自然状态下人的秉性，如霍布斯、卢梭等学者研究的人性。 　　中国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孔子。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重要思想。此后围绕人性的问题，学者们提出多种假设，概而言之，主要有四种，即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恶论”和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 　　在西方，“人性假设”思想也非常丰富，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对人性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政治学中，学者们对于人性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休谟以及美国“联邦党人”和当代政治哲学家绝大部分都主张“人性恶”。在经济学中，斯密和穆勒等人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的基本倾向是“自爱”的。后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贝克尔和弗里德曼等人把“经济人假设”发展成“效用人假设”，认为理性个体所追求的利益决非狭隘的金钱利益，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所定义的利益行动，即追求效用最大。同时，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用“经济人假设”来分析政治行为，认为经济行为中的人性和政治行为中的人性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管理学中，关于人性的看法集中体现在“X-Y”理论中。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格雷格于1957年提出“X-Y”理论。X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坏的，一般人都好逸恶劳、尽可能地逃避工作，而不喜欢有压迫感的创造性的工作；相反，Y理论则认为，人并不是懒惰的，他们对工作的喜欢和憎恶决定于工作对他是一种满足还是一种惩罚，在正常的情况下人都愿意承担责任，都热衷于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 　　可见，中国的“人性假设”思想主要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阐述的，其主要目的是在人性论的基础上探讨人的德行教育；而西方的“人性假设”则从政治、经济、管理等学科进行探讨，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政治制度的设计、经济行为的预测和人的科学管理。中国的“人性假设”主要集中在“善”与“恶”的争论上；西方的“人性假设”既有“善”与“恶”的争论，又有“自爱”与“利他”的争论，还有“好劳”与“恶动”的争论。 　　 　　(二)“人智假设”思想 　　“人智假设”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指的是关于人的知识、能力与理性的假设。尽管“人智假设”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却是一个老命题，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关于人的智力和理性，学者们都早有研究。 　　中国学者早在先秦时期便对人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引出了延续几千年的“合天论”(“天人合一论”)与“胜天论”(“人定胜天论”)之争。“合天论”认为，人的智力和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行为只有合乎和利用天道，才能取得好的成效。“胜天论”则认为，人的智力和理性是无穷的，人可以战胜天道，甚至可以逆天而行，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故事便是“胜天论”的表现。 　　在西方学术界，“人智”又称之为“理性”。西方学者关于人的理性的假设主要有两种：“完全理性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