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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爷爷奶奶的村庄》 　　今年7月，又一次参加了上海电视台“MIDA纪录片导演计划”的评选，这是一个由官方媒体和独立制片人联合扶持纪录片的合作项目，也是全国唯一官方参与的扶持项目。如果项目获奖入选，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资金完成影片。这个计划已经办了七届了，记不清我参加了哪几届的评选，但是，从第一次看见评选的项目到今天，只觉得纪录片像一株健壮的多肉植物，在燥热的土地上，在那迷迷糊糊的雾霾中，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娱乐节目里，它几乎变得如此安静，如此不合群，却又如此顽强，就是这样一年一年长大，成长的速度并不快，可是隔年一看，依然让人有吓一跳的感觉。又是一拨新人，还有90后的加入了队伍。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好像是从石头里突然就蹦出来了。没有背景、没有经验，就是提着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机器，带着录音设备，把一种你熟悉但又是陌生的生活记录下来。更让你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资源，这里指的是视觉意识上的资源，都是从哪里得到的？他们的作品，每一个都区别于另外一个，大家似乎没有功夫去对比，就是独自在那里，一头扎进生活，扎进自己的主题，倔头倔脑地，跑到偏远的大山里，跑到呼吸困难的高原上；没有俊男美女，没有可以炫耀的事迹，也没有神秘的故事，就是生活、人物、命运，还有他们纤细的情感，年轻导演一点都不着急，一点一点地进入，似乎把自己插进了土地，慢慢地生长，一拍就是几年，然后慢慢长出了枝蔓和绿叶。于是，他们带着还纤弱的样片来参赛、来申报，最后，把它们投放在大银幕上。 　　这些年轻导演几乎都没有受过什么特别好的训练，但是，他们又几乎都有一种自觉的视觉能力，他们做到了“摄影机就是一支笔，任我随意写作”（特吕弗语）。那时候，看见特吕弗这样的说法时，大有一种语惊四座的感觉，他的想象力冲出了我们对电影拍摄的传统理解。想想那昂贵的胶片，你敢把摄影机就那么开着，让马达带动着齿轮，卷着胶片任意地奔跑？那支笔，让你到哪里去找投资？谁又相信，可以把这支笔交到一个年轻的无名小卒手上，凭什么？我们都会敬佩特吕弗的想象力，但是我从来不相信这会成为一个现实。 　　可是，今天的年轻导演，真的就这样做到了。他们要表达的东西，是用镜头的画面和声音来叙述完成的，他们可以将不喜欢的东西留在硬盘里，或者像用橡皮一样，随意擦掉重来。90后的雷钊带着他的《爷爷奶奶的村庄》来了，他站在大银幕下阐述自己想法时，显得那么稚嫩，一点没有导演的姿态，羞涩地、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他说得很不清楚，就像他自己一样，还没有成熟似的。他把预算压得很低很低，低到简直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影片的地步。我几乎是同情地跟他说：“不要以为预算低了，你就可以得到奖，得到扶持。还是要根据片子的需要做预算，获奖的最终，是根据你片子的内容和质量。”他怯怯地回答道：“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住在乡下，住在爷爷奶奶家里，没有任何开销，就那么慢慢地拍着。只要有一点后期的剪接制作费就可以。” 　　然后，他开始放映他剪出来的片花。 　　那是他的雷庄，这个华北平原上普通到没有人注意的地方。由于政府开始建设新农村，村子马上要被拆迁，村民将会被集中到一个规模很大的社区内，住进楼房，而村庄将夷为平地，变成一望无际的耕地，出租给土地承包商。 　　村里的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那里只留下了“爷爷奶奶”们。老人们聚集在打谷场晒太阳，一群老太太看着远方，互相在那里调侃和说笑着。雷钊将摄影机摆在她们的一侧，似乎避开了她们的视线，但这构成了纵深镜头的画面。如果周传基老师在，他一定会将这个镜头定格，然后说上半个小时。 　　如今银幕上的画面语言，已经越来越平面化，电视剧里的人物都贴在墙壁上，在那里不停地说话，大多数导演，会把摄影机自然而然地摆在奶奶们的面前，又是一个平面的。可是，这个纵深镜头，让我看见了阳光勾勒出的人物，老人们脸上的皱纹是层层叠叠的，几乎所有的老人都长得很像，特别是那些皱纹，像大海的波浪，从这一张脸翻滚到另一张脸上。她们说―― 　　哎呀，都进城发财去了，回来就是请客吃饭，一桌又一桌。 　　可是我们现在哪里想吃，已经吃不动了。 　　你看人家佳卉家、四家，又有吃又有喝又有钱。人家都死了，咱这些没钱的活着。 　　俺那屋子都塌了，俺儿子也不给俺拾掇。淋不着就行啊。 　　混就完了，像俺这个似的，早上晚上（死）也不保准。 　　到楼上去上个厕所都不方便。到那你就得规矩了，还能随便这尿那尿吗？难啊。 　　刚搬到楼上去时，他们都上棒子地里解手去，奶奶个逼的。 　　总之，你可以听见银幕下观众的笑声。因为评比是开放式的，落选的导演，可以和评委以及进入终评的导演同时进入会场，聆听每个导演的陈述，以及评委的意见，还有导演们回答评委的提问。在那样的场合，参与者、审视者，同时都变成了观众。我们笑着，笑得如此由衷，老人的幽默和智慧，让我看见她们是在做死亡练习，她们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