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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升格看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摘要] 肇端于中唐时期，完成于南宋末的“孟子升格运动”，与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相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以抬升孟子地位为基轴，儒学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学术旨趣由宗法伦理向心性论的转移；通过义疏之学融摄佛教思想于无形，重构其心性本体论；受佛教法统说的影响而提出自己的道统说；接续孟子成圣之说，并吸纳佛教佛性理论发展了自己的圣人观，开出与佛教相匹敌的终极关怀思想，最终形成了熔儒释道思想于一炉的新儒学。 　　[关键词] 孟子升格；佛教影响；宋明理学 　　[中图分类号] B2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126―06 　　目前学界研究佛教对宋明理学影响的论著较多，单纯谈孟子升格的文章也有，但把二者结合起来并系统讨论的尚不多见。考察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可以有诸多视角，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主要有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修养论等，如赖永海先生的《佛学与儒学》、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等。而研究孟子升格的文章则侧重于从儒学入手，多站在历史学的角度切入，如王铭的《唐宋之际“四书”的升格运动》（硕士论文） 、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博士论文）诸文，及周予同先生《中国经学史讲义》一书中的“《孟子》的作者与‘升格’问题” [1]一节等。周予同先生指出：“《孟子》在历史上的地位，时时不同，何以如此，可以研究。要用历史的观点来分析《孟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变动的原因。如唐朝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提出道统，强调孔子之后就是孟子。他抛开荀子，连儒家八派也不再讲了，韩愈是为了反对佛教，宗教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他是维护封建统治而捧出孔、孟的。朱熹时还是思想问题。为什么《孟子》在宋代以后稳定下来而成为不可动摇的经典呢？这个问题可以研究。” [1] 　　考察思孟学派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宋代之前，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并不太高。主要表现在：首先，《孟子》一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不高，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被官修史书归入子部而非经部。 　　如《汉书?艺文志》列《孟子》于“诸子”，《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列《孟子》于“子部”。其次，唐代以前治《孟子》者不多，“汉代治《孟子》的，始于扬雄。雄注《孟子》，见于《中兴艺文志》，然旨意浅近，当时已疑为依托。后汉注《孟子》的，有程曾（见《后汉书?儒林传》）、高诱（见《吕氏春秋?序》）郑玄、刘熙（都见《隋书?经籍志》），但都己亡佚。仅赵岐作《孟子章句》，并撰题词，至今犹存，列为十三经注之一。当时非议《孟子》的，有王充。充曾撰《刺孟》篇，见于《论衡》。三国以后，治《孟子》的，有晋人綦毋遂；唐代，陆善经撰《孟子注》，张锰撰《孟子音义》，丁公著撰《孟子手音》，也都亡佚。”[2]此外，直至唐代，韩愈始提出“道统”说，视孟子为传孔子之道的儒学正宗，然应者寥寥。 　　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其影响的扩大，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二者之间是否存有相关联系？有学者指出：“《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学中地位的空前提高，成为儒家的要典，是跟唐宋时代儒家和佛教的交涉斗争直接相关的。”[3]如把孟子地位的抬升和佛教对儒学（主要指宋明理学）的影响结合起来考究，似乎可将孟子（或思孟学派）在儒学中的地位抬升作为基轴，围绕孟子的升格来系统审视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一儒家“心性论”的转向 　　隋唐之前的儒学，以两汉经学为代表，强调的是形而下的宗法礼仪，而具有形而上的心性思辨色彩的思孟学派则影响寥寥。学术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围绕五经的辞章训诂之学，与士子身心了无交涉。一般士子只是将儒家经典视作仕进的工具，一旦仕途有成则难有更深参究，内心世界更无处安放。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教的心性修养理论和实践，大有超出儒家的高明之处”。[4]面对极富思辨色彩之佛学，少有不陷溺其中者，“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大正藏》卷47《宗门武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佛教影响的扩大，使儒者逐渐开始正视儒学自身忽视“心性”思辨的缺陷，并在与佛教的交锋中注意借鉴和吸收其心性理论，同时从自家经典中寻找可以与佛教相抗衡的理论。“从韩（愈）、李（翱）两人明里对佛教的拒绝及暗里对佛教的吸收，可以看出当时儒家对佛教心性理论的无法超越，因而他们要坚持儒家立场并反对佛教，就只能努力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他们在佛教中找到的心性理论，并宣称儒家经典中已经富有这种资源。这种方法后来在宋代也成为儒家心性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佛教心性论是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对唐宋儒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5]很显然，唐宋儒者找到的就是《孟子》等的心性理论。而鉴于孟子其人及《孟子》一书长期以来在儒学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也就不难理解他们抬升孟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