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对春秋评价来管窥春秋经学价值.docVIP

从孟子对《春秋》的评价来管窥《春秋》的经学价值 　　摘 要：作为私淑仲尼的孔门学人，孟子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更是战国时“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而诸侯之于儒士不过是借其说以巧饰，徒养而不用。相似的人生经历、一脉相传的学术背景无疑会让孟子对孔子作《春秋》有着最切实的体会，洞悉到孔子之著《春秋》正是其“藏道于民”的行为，如此，我们读孟子之评《春秋》才能随之入乎中，“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关键词：孟子；春秋；经学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091-03 　　作为一部彪炳后世的著作――《春秋》，从其问世以来就受到了经学界和史学界的关注，在这里，笔者欲从孟子对《春秋》的评价中，来探寻《春秋》一书经学价值。 　　孟子作为私淑孔子的孔门学人，他对孔子在“天下无道”后退而著述这一行为是深为理解的：战国时期国家之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较之“春秋无义战”更为血腥和冷酷；诸侯之于儒士不过是借其说以巧饰，徒养而不用。因此，同为儒门的孟子才会对孔子的《春秋》一书有着最切实的体会，孔子之著《春秋》是其“藏道于民”的行为，正是基于对孔门学说及孔子其人的理解上，孟子才能入乎中，“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2]。 　　《孟子》一书中有3章4处谈及《春秋》，分别是《滕文公下》和《离娄下》和《尽心下》，所谓辞约而义博，虽仅有3章4处，孟子却为后来研读《春秋》者提供了入其门以寻其径的坐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离娄下》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提出了4个可供后人参详的问题：一是《春秋》和《诗》的关系；二是《春秋》和《乘》《??杌》的关系；三是事、文、义三者间的关系；四是《春秋》对后世的影响。 　　一、《春秋》和《诗》的关系 　　关于《诗》的缘起，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言：“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3]而所谓“《诗》亡”的诗指《诗经》中的及中的，这些都是描写君王活动的诗”[4]。这些诗的缺失，正和周王室东迁后王室衰弊相系，“周之东迁，晋、郑焉依”[5]。于此可见当时王室之衰弱，而在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率陈、蔡、卫等诸侯国伐郑不成反被射中肩膀，天子威严扫地，从此一蹶不振。当周天子“王道荡荡”难以为继之时，就出现了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反常现象，《诗》中所称颂王道之迹的诗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先生所论最为详尽不过：“《诗经》，固然可说它是一部文学书，但同时也可说它是一部历史记载，不仅‘雅颂’是史，即讽刺亦何尝不是史。到后来，王者之迹熄了，诸候不常到朝廷来，朝廷也没有许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专是些讽刺，那究不可为训，所以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6] 　　到了春秋后期，权力更由诸侯而下移至大夫，如鲁国的“三桓”，以下谋上，“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7]，民风浇薄，大道不行，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孔子有惧于人伦纲常的颠倒错乱，才退而编著《春秋》，使其在《诗》后而继起，此之谓“亡而后作”。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进一步发展了孟子此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按司马迁之言，孔子不仅整理编纂了《书》，而且正是因为《诗》《书》的废弃和缺失，才使得孔子之作在《春秋》时，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正如赵伯雄先生所言：“孟子此说实际上是在给《春秋》定位，他把《春秋》看做是与《诗经》相连续的、同为体现王道的经典。有王者存在的时候有《诗》，无王者存在的时候则有《春秋》。”[8] 　　二、《春秋》和《乘》《??杌》的关系 　　《乘》《??杌》是当时晋、楚两国史书的称谓，所谓《乘》本自田赋、乘马等军备记录，《??杌》本为一恶人名，因为历史主要是写恶人事的[9]。而孔子之《春秋》和前两者相比，却有其不同之处，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为晋世卿，可是直到去鲁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