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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察举到科举的历史启示 　　古人对选贤任能之极端重要性，已有许多论述，如《墨子?尚贤》：“尚贤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古代选人用人的两大基本制度：察举制和科举制，各有何利弊，对今人又有什么启示？ 　　选人用人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一个千古难题。古代许多典籍都对选贤用能作过专门论述。如《墨子?尚贤》说：“尚贤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说：“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吕氏春秋?求人》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国以才兴，政以才治。历史上，但凡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选好人、用对人。唐太宗曾感叹：“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王安石曾说：“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纵览历代兴衰，诚如《汉书?京房传》中所说：“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 　　中国在汉代以后，相继出现了两大基本选人制度：察举制与科举制。考察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历史沿革及内在规律，总结其得失，可为今天选人用人制度的完善提供不少借鉴。 　　历史沿革 　　一般认为，商周之时，选官实行“世卿世禄制”，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与军功制的出现，极大冲击了世袭制，但总的来说，平民与贵族仕进不同途，世袭贵族在整体上垄断政权仍是基本情形。 　　汉代察举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察举制，指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人才并向中央政府举荐，由中央政府授予官职。相比于只论血缘与出身的世袭制，察举制无疑是历史与政治文明的巨大 　　进步： 　　一是主张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察举分岁科、特科两大类，以岁科为主。岁科有孝廉、秀才（茂才）、察廉、光禄四行等；特科因时因需而设，主要有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兵法等。汉代以孝立国，因此“孝廉”一科最受重视，其他科目亦要求德行无亏，再察其他。此外，察举的科目涵盖诸多方面，务在求得真才实学之人，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二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权的开放性。察举制的产生，为社会优秀人士进入国家政权提供了制度性渠道。西汉建国之始，国家凋敝不堪，亟需大量人才，而追随刘邦起义的将领，大多是市井走卒，难以担当治国理政的重任。另一方面，汉初国家甫定，朝廷即开始翦除异姓王，对功臣将领予以防范震慑。同时，经过“七国之乱”，连刘氏宗亲也成为必须抑制的对象。各种因素作用下，刘氏中央政权不得不全面推行察举制，从社会大量选拔人才，从短期看是为了迅速重建国家机构、恢复社会生产，从长远看则是寻找政权依靠的社会力量。 　　然而，任何一项制度总是利弊相间的。纵观历史，察举制自然也是有得有失，特别是到了东汉中后期，弊端愈加明显，主要集 　　中在： 　　――出现重德轻能的倾向。由于过于偏重德行，导致才能因素在察举中逐渐被忽视。这个弊端在国家动荡、需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非常时期尤为致命。正因如此，东汉末期，曹操先后颁布了《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法令，主导思想是“唯才是举”，甚至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亦当举为所用，其实质乃是以极端的方式对重德轻能现象作出矫正。 　　――德的标准难以评定，沽名钓誉现象随之而起。由于德行无法量化体现，在考察时只好将德行与时评联系起来，即默认名声响著，则德行自高。这就导致一些士人务在逐名，乃至用尽手段虚造声誉、诳时惑众，如《后汉书》的《许荆传》《陈蕃王允传》中就记载了会稽人许武、青州人赵宣饰诈取伪、骗取时评的行径。 　　――选人权为个人把持，形成利益集团、豪门政治。由于选人权交给了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出于私心举荐门生故吏、好友亲朋，甚至营私舞弊、朋比结党，就成了察举制最大的弊端。如《后汉书?樊倏传》所载：“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也一语道出，“后世门生座主相朋比”正始于察举制。东汉桓灵之际，社会上流传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对当时不论贤愚、任人唯亲、清浊混淆现象的讽刺。 　　由于察举制作为一项制度，已难以发挥选拔人才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下，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指国家面向全国士子统一组织考试，通过考试者即可获得授官资格。这项制度于隋代创设，经唐宋发展，至明清定型，于1905年废止，历经1300多年。相比于察举制，科举制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一是选拔标准的规范化。科举制下，应试者不看门第、财富及社会关系，只需也只能以考试成绩作为入仕的依据。相比于察举制“看不见、道不明”的德行与才能评价，考核标准无疑更加刚性、透明和直观。察举制下，虽然也曾辅之以一定的考试，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