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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公共卫生大鼠疫的痛悟 　　一九一零年，在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统治下，东三省又迎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这一年的夏秋之际，东北三省发生水患，奔涌的江水越过堤坝，直扑农田。仅黑龙江省的受灾农田面积就达到了2万余亩，难民15万之多。 　　祸不单行。当年11月，鼠疫跟随贩卖旱獭毛皮的商人从俄罗斯经满洲里蔓延到东北地区，并沿着铁路向南和向东蔓延开来。临近岁末，大量闯关东的关内人急于回乡过春节，于是，鼠疫随着返乡的劳工向内地蔓延，短短三个月，疫情迅速蔓延到整个东三省、直隶、山东等省份，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清政府逐渐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设立了专门的卫生防疫机构，采取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措施，最终扑灭了这场鼠疫。 　　这场鼠疫夺取了六万多人的生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尽管清政府的积极行动将鼠疫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却没能以此获得自身改革的喘息之机。就在鼠疫发生的当年七月，清政府公布了人口调查数据，全国人口为4.2亿之多。美国社会学者罗斯于1910年来到中国，他的感觉是：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而鼠疫以6万多人口的代价，唤醒了民众公共卫生的意识，在防疫过程中，政府设立的各级组织及制定的法律法规得到了北洋政府的继承和发展，为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奠定了基础。 　　官方主导的卫生管理 　　公共卫生在清末是由政府主导的。此前，公共卫生仅是地方官员的个人命令。国门打开之后，在与西方和东洋的对比中，当污秽不洁同落后愚昧甚至种族、国权相关联后，公共卫生事务被提上了政治高度。尤其是在东北鼠疫的防治过程中，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的作用凸显，使得公共卫生事务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 　　1911年，是我国鼠疫蔓延趋势最大、最严峻的一年。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防疫局与卫生会，又在巡警总厅设立了卫生警察队，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并在奉天设立了万国鼠疫研究会，用以防治鼠疫。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被称为“鼠疫斗士”的伍连德，他在这次鼠疫中，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成功控制住了这次鼠疫。在鼠疫结束后，他主持召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国际鼠疫大会，会议提出在东北设立北满防疫处。 　　北满防疫处对东北地区流行病的控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到1919年，东北一直没有大的流行病发生，而且在霍乱防治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北满防疫处作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在北洋时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北洋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当政者如走马灯般变幻不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的卫生管理机构也变化频繁。 　　1912年6月，北洋政府在内政部设立卫生司，专门管理全国卫生事务。1913年，将卫生事宜划归警务司管理，并设立卫生科。1916年6月，北洋政府恢复了卫生司，并设立了两个与之平行的机构――中央防疫处和京师警察所共同执行公共卫生管理的职责。 　　北洋政府继承清末的新政改革措施，采纳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意见，首次创建了近代的公共卫生行政管理体系，在形式上奠定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但是在内容上，北洋政府的公共卫生行政管理系统依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特色。作为全国卫生主管部门的卫生司＼局的负责人不断更替，十七年换了九任司长，有的任期只有短短几个月，其下属的职能部门更是频繁换人，使得该机构的办事效率极低。在这九任司长中，只有三人具有医学知识背景，其余皆不具备医学知识，这就使得很多卫生措施无法实行，卫生事业停滞不前。 　　中西碰撞中的防疫 　　鼠疫的防治，是我国近现代卫生事业的起点，促进了我国公共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公共卫生意识薄弱，防疫成为公共卫生系统的主要工作。 　　随着新的医学及卫生理念的传播，老百姓的嗅觉似乎逐渐敏锐起来了，对所谓的“秽气”变得越来越敏感，那些因习惯而忽视的味道变得强烈起来。如当时洋人所言：中国人士，性习于不洁，清净非所素爱，衣服则污秽频仍而洗涤艰难，室则尘埃堆积而罔知扫除，街市则粪土之杂风扬于身，出入呼吸之间，秽不屑目见，臭不忍鼻闻。 　　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已经适应了这种空气的味道。当时，洋人在租界实行自己的一套公共卫生体系，租界内外的环境差别使很多人认为对“秽气”感知的差异代表了野蛮与文明、开通与愚昧之间的差别。这种认知使得很多人开始效仿洋人的生活习惯，政府也大力提倡西方的公共卫生生活习惯，使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得到很大的进步。 　　病从口入，卫生防疫工作往往也是从食物开始。根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回忆：中国人对已死动物加以埋葬之举从未有之，无论骆驼、驴子、马牛、犬猫皆可作为食品，假如该项牲畜之死系由染疫之故，则其肉价可略微减低，但其尸体却无论如何非吃不可。 　　为解决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北洋政府的食品卫生由警察机构和警察人员进行管理。1913年，北京组建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