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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保管主义中国化档案学研究述评 　　摘 要：文章通过对我国档案学后保管主义主题相关文献的梳理，展现了后保管主义作为一个新概念进入中国后，由概念到体系，由体系到细节的中国化过程以及其中国化分论点的讨论情况。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后保管主义;后保管主义中国化 　　Abstract： By carding the Post-custodial topic related literature in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his article shows a proces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Custody， which emergence in China as a new concept， from the concept to the system， the system to the details. and the discussion of sub-argument. 　　Keywords： Basic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Post- Custody;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Custody 　　“后保管”这一概念起源于外国档案学界，得益于1996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后保管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本文在对中国知网中“后保管”主题论文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勾勒出后保管主义对中国档案界循序渐进的影响过程，同时展现了后保管主义理论对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意义。 　　1 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旋律 　　后保管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一条十分明显的时间线索。 　　1.1 序章（1996年～2007年）。特里?库克先生所做的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报告，是许多中国学者了解后保管主义的起点，因此，这一报告的中文译本也成为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起点。随后，刘越男教授又对《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档案边缘》与《后保管时代的档案战略》三篇经典文献进行了翻译，为中国学术界进一步了解后保管主义提供了基础。围绕以上四篇文献，中国的档案学者们开始了自己的理解和阐述。冯惠玲教授在《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中提出：“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后保管模式’，指的是一种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而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实体为中心的管理被称为‘保管模式’。”[1] 这一解析也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反复引用，成为中国化解析的代表性观点。随后，胡瑞珩、刘卫平在《从信息保管者到知识管理者》一文中提出：“新来源观、宏观鉴定以及知识服务从立足点、范围、目的三方面构筑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2]这一解读后来逐渐发展为中国化的后保管主义的三个分论点。除此之外，吴江华、万坚军、王静、王萍、迪莉娅等一批学者，都对后保管主义进行了诠释和解读。这些诠释和解读，由于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作者自身的思考和见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中国特色，这就促成了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界对后保管主义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文字和概念的中国化。随着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基本概念的解读，中国档案学界由此开始了解和接纳这一新名词。 　　1.2 转折（2008年～2010年）。将这个阶段作为转折，是因为在此期间，傅荣校教授与何嘉荪教授及其团队分别发表了关于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系列论文。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后保管主义纳入中国化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框架（“三位一体”框架）中进行探讨，并梳理了后保管主义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冲击和影响。 　　其中，傅荣校教授与靳颖在2008年发表的《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适应性研究》系列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首先，文章认为原有档案学逻辑起点存在极限，电子文件的产生突破了这种极限。因此档案学需要新的逻辑起点――多维运动视角的文件运动。其次，阐述了后保管时代档案学理论的共同概念基础。再次，认为以文件生命周期为核心构建的“三位一体”下档案学理论框架已经不适应后保管时代的需要，从而提出以文件连续体理论为核心的新“三位一体”框架。最后，对来源原则和鉴定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3] 　　随后，何嘉荪教授与史习人、章燕华发表了《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系列论文，文中强调了“文件构成三要素论”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对西方学者提出的 “电子文件非物质实体论”进行质疑，认为电子文件同样具有物质属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也出现了虚幻化的倾向，因此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无法取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最后，该系列特别比较了“后现代来源”与我国“广义来源”的不同。[4] 　　傅荣校教授与何嘉荪教授虽然在对文件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