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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关键概念 　　[摘 要]电视研究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领域，他们的研究，特别是后期的受众研究，是对美国经验学派长期主导的电视效果研究的一个反驳。伯明翰学派将电视研究纳入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来考察，“霸权、意识形态、话语、文本、受众”是该学派电视研究的关键术语，这些术语记载着文化研究者思考电视的深入历程。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受众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138-04 　　 　　20世纪后期，传统的电视研究囿于大众传播研究的狭窄领域，已经显示出它的研究盲点和理论局限，实证的量化研究在分析电视对人们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探讨更为深入的人的意识与电视传播的关系问题。众多学者认识到，仅仅停留于研究电视文本对受众的直接影响与作用，立足于资本效益最大化的目标解析电视效果，无法准确地反映电视传播的价值，因此，更应当将电视研究归入“文化”的研究范畴，深入分析围绕着文化而生的电视传播与收受。 　　 　　一 基于文化维度的电视研究 　　 　　1941年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旗手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论行政式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自己从事的“行政式的传播研究”，主要是为体制内的大众传媒和社会结构提供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成果；另一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从事的“体制外的”、“批判性的”传播研究。拉扎斯菲尔德最早把欧洲法兰克福学派及坚持反实证方法、反实证主义立场，从文化角度解析大众传播中诸多问题的传播学者称为批判学者，这就是欧洲“批判学派”名称的由来。半个世纪之后回顾两种研究，可以发现，“行政式的传播研究”代表了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取向，“批判性的传播研究”代表了传播研究中的人文科学取向。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这标志着伯明翰学派(又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正式形成，60、70年代在伯明翰学派的影响下，英国各大学纷纷开设“文化研究”课程，文化研究渐成热潮；70年代后扩展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为当代学术的显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化研究“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新的社会实践可能的探索”。伯明翰学派开启了对大众文化和诸多亚文化的广泛研究，它与西方学术界的女性主义及后现代思潮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颠覆了美国学派传统的内容分析、效果研究和受众理论。伯明翰学派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的批判有了实践指向。电视研究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领域，他们将电视研究纳入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来考察，“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将电视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之中，广泛吸收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立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立场，形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术机制和话语体系。在方法体系上，伯明翰学派是对美国经验学派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其研究已成为影响当代传媒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至今仍然拥有旺盛的学术活力。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积累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成为西方电视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和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研究涉猎范围广泛，从电视技术、电视文本、电视文化到受众研究各个领域；他们的研究方法逐渐丰富，从文本解读到民族志研究等等；特别是后期的电视受众研究，是对美国经验学派长期主导的效果研究的一个反驳。伯明翰学派从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语境之中，肯定了受众的主动性，认为受众可以通过体验、分享、协商、思考、梦想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媒介互动，这种观点肯定了受众作为一个独立的、积极的、主动的人对传播活动的参与，更加吻合网络传播时代的传播特性。 　　伯明翰学派运用人种志(ethnography)方法，通过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试图“从其内部”把握有关意义与行为的特征，能够更为精准地描述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莫利关于家庭收受电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