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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与规矩之间 　　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中说：“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今天所谓的旁听生大抵都是冯先生所谓的“偷听生”。在浩大的旁听群体当中，真正愿意花费功夫去缴费、提交证明来换取一个旁听许可的可谓寥寥无几。但“偷听生”到底不雅，我倒认为“旁听”更能符合这一人群的特征。 　　X君Y君 　　“你们北大不是号称自由吗，当然可以旁听”――我相信这句话是每一个出于各种原因被诘难的旁听生的底牌，在他们心中有一些超越现实世界的规矩的正当性，那就是北大传统。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中说：“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室，磨肩碰肘，却很少交谈……到期末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朱海涛在《北大与北大人》中回忆：“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学生……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子气的来盘问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的带回去，很虚心的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课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 　　这样的故事旁听生们或许不能准确地说出典出，但至少大多可以说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除此之外，像沈从文、成舍我、瞿秋白、季羡林等历史上著名旁听生的名字也应该是被今天的旁听生们记住几个的。这些掌故和名人向今天北大旁听生描绘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图景，吸引着无数萌动的心灵，而真正能够把这个图景付诸现实的人们，往往具有异于常人的意志和精力。 　　今天不同了，我们可以轻易地在媒体或者著名的《北大边缘人》这样的资料中看到旁听群体的艰难生活状态，如果从众多的个体的故事中提炼出一个“典型”的故事，它应该是这样的： 　　X君在来北大之前与父母家人大吵了一架，家里并不理解为什么X君要放弃原来并不出彩但却有着确定性的生活，非要去北大旁听。尽管X君跟父母讲了很多在北大旁听后，出书、创业、被媒体采访、被教授赏识而进入名校的故事，家人仍旧不同意。X君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理想，于是带着很少的钱买了一张硬坐票到了北京，在北大周围一个环境很差的小房子里租了一个床位，靠着打点小工省吃俭用。 　　不巧今年他在书中看到的陈平原、钱理群等教授已经不太在北大开课，但幸好他还是通过隔壁床位的Y君知道曹文轩和孔庆东教授的课表时间。在Y君的帮助下搞到了一张假的北大学生证，每日进入北大基本没有障碍，虽然在课堂上听不太明白所有的细节，但却认为至少一睹名师风采，心中也感受到幸福。在和Y君的交流过程中，X君知道了更多文史哲的课，还认识了很多共同旁听的同道中人，互加微信，相互帮忙占座。 　　然而课程越到后面有些教授们开始讲了具体的文本细节，西方的流派，著作的渊源等等，X君听得云里雾里，疲惫的奔波和并不太好的居住环境，使得他时常在课上有些昏昏欲睡。但是X君仍旧努力地试图看一些书，但是很多专业书却又有些无聊，有时坐在免费的麦当劳餐厅里，面对着诘屈聱牙的句子，心里却总在想着“北大生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家里催着X君找工作、结婚，至少给家人一个确定的方向。X君准备考研，却并未考上，几年间也尝试着递给老师一些小感想和自己写的文章、书信，老师要么就礼貌地拒绝，要么也石沉大海，并未像书里写得那样得到赏识。美好的北大生活仍旧吸引着X君，虽然每天非常辛苦也不稳定，但看见自己背着包和北大学生一样走在美丽的校园里，坐在宽大的教室里，和旁听朋友们谈论的也是各个老师的风采甚至八卦，也感到十分留恋。虽然生活越来越窘迫，压力越来越大，但意志反而越来越强，在与生活的搏斗中，支撑自己的仍旧是一个关于北大的故事和理想。 　　Y君在自己的简历上写了旁听经历，接受了几家报社的采访，甚至发表了一些游学感想，但最终退了床位，回老家找了一份工作。X君成为了Y君，身边的床位又来了一个从远方坐硬座来的青年人，眼睛放出和当年自己同样的渴望、迷惘和光芒。 　　我并不否认所虚构的X君的故事里有很多预设，很多旁听的个体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出路和生活状态，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旁听生自身的困难（无论是心理压力还是现实压力）仍旧给他们的旁听生活带来重重的挑战。对于北大的旁听生来说，现实所呈现的种种困难却被北大传统这样一个巨大的光芒所掩盖，造成了生活的巨大张力。 　　在北大传统的光芒下，没有人能够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