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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前夜的雇主伦理实践 　　摘 要：历史上的具有个体行为特征的雇主伦理及其实践是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芽。本文从中国历史上的商业雇主、经营地主和近代企业主的个体仁慈管理行为，以及西方的雇主父道主义等角度，揭示了雇主伦理实践的概貌，有利于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之前的企业伦理思想。 　　关键词：雇主伦理；父道主义；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1）04-17-03 　　 　　从思想演进的意义上讲，孕育于古代社会并在日后不断发展具有个体行为特征的雇主伦理，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芽，仍在为当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提供思想资源。 　　一、商业雇主的慈善行为 　　商业雇主的零散的慈善行为自古有之，如战国时期陶朱公范蠡多次把千金钱财分散给贫贱时的朋友和本家兄弟，资助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但是，商业雇主的成规模和持续的慈善行为却与中国传统的“农本商末”等级分工观有直接关系。这种带有强烈歧视色彩的观念认为，社会有“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地位依其重要性依次递减；业有本末之别，农为本，商为末，换句话说即“农贵商贱”。春秋战国时期农家、法家、儒家等已有农本商末的等级分工思想，而汉朝之后绵延持续的抑商政策则推动它成为了正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商人和商业被社会普遍歧视[1][2]。 　　在“农贵商贱”歧视性社会价值观念为主导的环境中，工商业从业人员往往遭遇社会歧视，得不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为了弥补心理失衡，求得心理补偿，为了获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商人们往往把积累的资金转移到社会地位较高的农、士领域，而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也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比如，商人们经常捐资修建家族的祠堂、祭田、义宅，捐资兴建佛寺、道观、牌楼；捐资修桥补路治理交通，捐资义馆、学宫、书院，在京修建会馆以帮助应试士子等等[3]。据不完全统计，仅徽州商帮在清代江南独建合建慈善设施达30多处，实际数量还要多得多。会馆是尤其重要的慈善设施，乡党宗族可以借此互帮互持、化利为义，寒贫学子可寄生于同乡会馆中（如清代戴震、曾国藩），海外会馆则除了提供住宿饮食外甚至还能够帮助介绍职业[4]。朱英[5]也指出，近代商人兼实业家多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二、经营地主的人性化雇佣行为 　　秦朝时期，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不租佃其土地，而是通过雇佣家庭成员以外的劳动力（雇工、奴婢）从事农业生产，成为经营地主。经营地主对待雇佣劳动力的一些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有人情味。 　　明朝各地雇工有充分的去留自由，现金部分的工资常常是预发，主人常常与雇工一起操作一起吃饭。《醒世恒言》中记录了有关明初地主和雇工劳资关系的内容：“卢?固锊?庶多，除了家人，雇工也有整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到了是日，众长工一起进去领银。卢?箍旨胰嗣亲鞅祝?短少了众人的，亲自唱名亲发，又赏一顿酒饭，吃个醉饱，叩谢而出。” [1]在十八世纪清代的四川农村，有的雇主与雇工之间不但无主仆名分，而且共同参加劳动（周邦君，2005）。这种形式的主雇关系或劳资关系除了具有现场监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让雇工体会到雇主的人文关怀，进而提高雇工的劳动积极性与劳动效率。 　　地主因无法以强制的手段罗致雇工，因而经常开出优厚的实际待遇争取雇工。据崇祯年间涟川沈氏《农书》所说，雇农的合理待遇为：“供给之法，亦宜优厚，炎天日长，午后必饥罢，冬日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早粥。若冬月雨天?幽啵?必早与热酒，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辞谢我，我亦有颜诘之。……又云，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主人不可不知。”[2]东汉中期崔实《政论》中记载，客佣一人除食宿外月现金工资1000文，而当时每亩地售价仅为1000~3000文。 　　当然，地主的优厚待遇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雇工的工作效率或劳动生产率，进而自己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谚曰：“食在厨头，力在皮里”、“灶边荒了田地”都是这个道理。由于雇工人力资本具有不能完全被契约所分割的特性，所以地主不得不提高实际待遇以激励雇工把人力资本更充分的发挥出来。 　　此外有若干资料显示宋时很多地主自动将奴仆改为佃户身份，让他们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按时缴纳地租。客观来看，这也是经营地主人性化雇佣行为的一种具体形式。当然，地主的目的仍然是自利性的：减少地主的监督工作，提高耕作者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地主的净收益。[1] 　　三、近代私营企业的雇主伦理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在唐宋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的私营企业，雇工经济非常发达。但遗憾的是，相关的私营企业管理的研究非常稀少[6]。下面仅结合若干近代零散材料，来尽可能的从某个侧面梳理出中国近代雇主伦理的概貌。 　　（一）山西票号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