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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的预设”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辨析 　　摘要：环境伦理学关于“人是什么”的预先设定，我们称之为“人的预设”。它是现时代实践根据与传统“人的预设”理论逻辑两相结合的产物。传统“人的预设”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偏颇，在内容上偏执于理性、轻视甚至搁置自然，这些问题最终导致其扬弃自己，走上新“人的预设”。而这正是环境伦理学对人探讨、对人重新设定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的预设” ；偏执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8）24―42―04 　　 　　 人始终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对环境伦理学而言也是如此。环境伦理学到底是以人与人关系还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存在着不同声音，但只要它归属于伦理学，那么就必然且只能研究人的伦理，就只能规范人本身而不可能规范自然。自然是以人为其代理的，抛开人只论自然，环境伦理学就会失去目的而沦丧其存在价值。我们认为，环境伦理学要研究人的伦理，就必须有关于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的观念定位，即关于“人是什么”的预先设定，我们称之为“人的预设”。只有在观念中存在着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定位，才能开创伦理思路，明确伦理构架，才能合理理解和进行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究。 　　那么，环境伦理学是怎样确立“人的预设”的呢？它对人的探讨是如何进行的呢？“人的预设”并非关于人的杜撰，它是一个时代、一定社会人们对自己已是何种存在、怎样存在的确认。社会实践根本上规定着它的变化、内涵，以往“人的预设”为其提供理论来源，每一时代、特定社会的伦理学家又把实践根据、理论来源化为理论创新，他们结合自己的道德理想，做出事实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的预设”。“人的预设”存在着历史变化和逻辑传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为创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中“人的预设”是现时代实践根据与传统“人的预设”理论逻辑两相结合的产物。就其逻辑演化而言，它是对以往尤其是近代伦理学“人的预设”的扬弃，是传统“人的预设”因其偏颇而走上辩证否定的产物。辨析“人的预设”中存在的历史问题，揭示其思维方式和内容上的偏颇，是环境伦理学对人探讨、对人重新设定的重要内容。 　　 　　一、传统“人的预设”在思维方式上的偏颇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过深刻的剖析和有力度的解构。譬如，德里达认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黑格尔，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到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等，都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精神谱系。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遵循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先行在现象与本质、欲望与理性等等之间设定一种对立关系，认为在这关系系统中，总有一方属于中心或主导地位，另一方则居于边缘或从属地位。[1] 241 　　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是独到的。在柏拉图之前，自然哲学还能够朴素地统观宇宙，笼统地体认自然与人的统一性。而自苏格拉底转向后，自然哲学的朴素思维方式就很快被突出人与自然、灵与肉对立的思维方式取代，柏拉图视现实世界为易逝虚幻之物，只是对永恒的理念世界的摹写。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强调人神之分、人与自然之别，二元对立已构成普遍思维方式。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近现代世界观，更是把中古时期的二元对立方式加以强化。“西方自然观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开始走向与古希腊的自然观对立。”[2]224这种自然观经培根、笛卡儿而上升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从而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形而上学中迅速发展。康德确立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崇高地位，完成了思维方法论上的“哥白尼革命”。各种科学又实证了二元对立方式。二元对立终于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灵与肉、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中心与边缘等的分立、分离。作为二元对立的逻辑必然，在对人的认识、把握和设定上，“人类中心论”逐渐形成。“人类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人总是企图征服自然，取得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权力，人们以占有、索取和改造方式拥有自然。人相对于自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和主人，自然在人面前是被征服者，是臣民和奴隶。”[3]331而且，这样的人本身也是二元对立的，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人的灵与肉之间呈现激烈的对立，偏执一方。某种意义上，“人类中心论”其实质是人类理性至上。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指向的乃是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方式本身，它要从根本上祛除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有关本源、中心、真理、意义等的幻象。”[1]242环境伦理学，尤其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在建构自己理论体系中至少部分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深入剖析西方传统主流价值体系。在人的认识、把握和设定上，环境伦理学反对二元对立，要求人与自然协调，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