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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利益与群体认同 　　[摘 要]当厘清了东北站人群体的历史构成过程，甄别了站人语言和文化同白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后，我们得知现有站人并非白族后裔，而是一个特殊的汉族群体。而东北站人白族身份的提出，也不仅仅是一个族籍问题，更是部分站人群体为了积极争取进入国家主流政治体制、获得相应权利照顾和利益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站人；白族；历史；群体认同；利益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5 ― 0074 ― 02 　　一、东北站人的由来 　　“皇太极天聪十年（1636年），俄国人第一次知道黑龙江这个名字。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年），俄军开始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1〕之后几十年俄军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骚扰和掠夺愈演愈烈。为了有效抗击沙皇俄国的侵略，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始筹划设置吉林至瑷珲的驿路，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式建立驿站并通驿。至于派驻各站的驿丁，在历经了一些波折后，康熙帝下谕旨：“墨尔根至彼端（黑龙江城）所设之五驿，查索伦、达斡尔之贫穷者，令其驻驿。墨尔根至锦州俄佛罗之二十驿，既然由盛京沙河站等驿人员内摊派困难重重，即查抄没户人，令其驻释。”〔2〕而这些“抄没户人”，据《奉天通志》记载：“系康熙年间平定逆藩吴三桂俘虏，编管盛京兵部拨往边台驿站充当苦差。”当时“由云南拨来八百八十四户，分布边台守边挑壕，驿站传递文书。”〔3〕由此，这条吉林至瑷珲的驿路，最初其驿丁主要由黑龙江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来自云南的所谓的“罪犯”构成，其中云南人占了主要部分，这些云南人便是现在站人群体的祖先。 　　二、站人白族身份的提出 　　站人白族身份的提出，最早应在1980年代初，据时任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县志办的王国志述，“1982年人口普查时，杜蒙自治县有的站上人依据其祖先来自云南而改报白族，有的站上人找到县志办询问吴三桂是否为云南人，其部下有没有少数民族。”〔4〕这与当时居住在湖南省桑植县境内的“民家人”白族身份提出的时间大体一致，当时随着对桑植县内土家族的成分认定后，许多桑植的“民家”精英便将自身的族属问题提出来，并最终促成了1984年桑植县7个白族乡的成立。〔5〕在站人的主要聚居区，肇源、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及齐齐哈尔、嫩江及吉林省的部分地区，其中的肇源、嫩江、富裕三县，在1980年代初，公社和科级以上干部，“站人”就已占一半。〔6〕这些站人干部对国家的民族政策十分了解，更容易产生群体认同和族群观念。这些精英“总是会从传统文化中挑选和操弄一些他们认为能增进其群体团结和利益的某些方面。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会影响其群体的自我定义和族界，以至于这个在前族群基础上创建的族群共同体或民族可能是一种与其前身不同的社会组织合成。”〔7〕从1999年起，杜尔伯特县他拉哈镇的站人便先后三次组团到大理考察寻根。当时杜蒙县政协副主席的徐洪明和他拉哈镇党委副书记的姜希俊便带着站人的期望，沿着站人祖先北迁的古道两次赴大理考察，并最终从历史、民俗、语言、体质等方面的对比研究中得出了“居住在他拉哈、多耐的站人确系云南的白族人”的结论。〔8〕而2009年9月大理州委、州政府启动的“中国白族百村百人大型影像工程”的图片摄影和电视共同参与的联合拍摄行动，则不仅以白族自治州政府的身份官方承认了东北站人为白族，而且还到了黑龙江实地拍摄并对当地一些站人进行了慰问。 　　三、站人白族身份问题的讨论 　　对站人群体的构成问题应该用历史的眼观，分阶段地去看待。清政府在东北初设驿站时，站丁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当地拨派或招募的索伦、达斡尔等少数民族。这部分人较少。另一部分则是被流放到东北的“罪人”。在罪人当中，“三藩之乱”后被俘的吴三桂残部占了绝大多数。然而，吴三桂虽兵败于云南，却也不能证明其出降清军的6000余名士兵皆为云南本地人，更不能证明发配辽东的八百八十四户都是白族。实际上，吴三桂部队的构成十分复杂。吴三桂辽东锦州人，吴导清军入关时，其部下多为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汉族地区“有罪谪戍”的民兵、边班军、改拨军和从本地征集来的汉族人和少数蒙古族、满族人，在民兵中也有少量之前被谪戍到辽东的湖广、四川地区的苗族人和彝族人。宁远军在以后的战争中又陆续吸收了李自成、张献忠的降军，这些农民起义军则以陕西人为主体，含有回族成分。至于吴军中的云南少数民族成分，吴三桂叛乱时，曾联络位于云南蒙自、新兴（今玉溪）一带的“倮罗助战”，但“位于云南大理一带的?k人（白族先民）始终未参与叛乱。”〔9〕这些都说明发遣充军至东北的吴三桂部下中并无白族人。 　　驿站设立后，清廷为了能使站人后继有人，永为其用，便允许站丁内部通婚，甚至还专门给无妻男丁分配孤身女子或买妻银钱，这使得站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