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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编者按：近年，传播技术的扩散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传播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成为学界与业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注重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忽略了社会对技术的影响，或者把技术的发展看成纯粹是技术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针对技术决定论的困惑，吴延俊提出“技术一社会互动”论，认为技术的扩散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并引发社会结构层面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社会因素对技术扩散与应用的反作用。郑素侠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以电视、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技术对以信任、规范和交际网络为特征的社会资本的影响。陈志强则从发展传播学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这一新传播技术对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观念革新的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1-0140-09 　　 　　摘要：无论是强技术决定论，还是弱技术决定论，都过分强调了技术的核心与主导作用，而忽略了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媒介进化史表明，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需要导致了对过时技术的排斥和对新技术的刺激；另一方面，与过时技术有关的社会压制因素会延缓新技术的扩散。另外，传播技术对社会塑造力量的发挥，亦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作为决定论的一种替代性范式，“技术一社会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关键词：传播技术；社会；互动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以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借助于现代传播技术，大众媒介机构和组织大量涌现并迅速兴起，使得人类自古就有的传播活动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人类传播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影响不仅触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还深入到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核心层面。传播组织和机构成为现代社会系统中的一个主要部门，其功能不仅影响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转，而且其本身也构成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传播技术的演进历程中，传播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技术一社会互动论的观点出发，探讨了媒介技术演进模式，以及媒介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为考察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决定论的困惑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于1929年在其《工程师和价格系统》(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trt)一书中提出。目前，对技术决定论这个名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界定，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它也有不同的理解与描述。一般来说，技术决定论可以分为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强技术决定论[Strong(or hard)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作为一种极端的技术决定论，该观点认为技术是决定社会组织和发展的充分且唯一条件。强技术决定论有几个特点：(1)技术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唯一因素，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被简化为技术这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这也是所谓的“单因说”(mono-causality)或“简化论”(reductionism)。(2)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单向的。“自治”的技术塑造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而不会被社会所塑造。(3)由技术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一种机械化的变迁，是一种“变迁的机制”(mecha-nism of change)。在这种机制下，原因是明确而意图明显的，结果则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就像钟表，一旦开始运作，就会严格地按照预定的模式独立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而不受外界的影响。(4)技术是中立的，没有价值偏向，其本身无所谓好坏。 　　强技术决定论的上述要点既是它在众多理论中独树一帜的鲜明特点，同时也是其弱点所在，几乎每一点都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虽然在计算机和因特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不少热情的研究者纷纷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技术决定论的怀抱，但是，这种极端的技术决定论却使人类自身感到极端无助。作为一种维护既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工具，强技术决定论最终服务的还是那些真正拥有权力的人。由于这一派观点过于偏激，且毫无批判性，不少学者支持另一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弱技术决定论。 　　第二，弱技术决定论[Weak(or soft)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这一观点认为技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因素的包围下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的。某种特定的传播技术的出现为特定社会或特定时期内人们的某种行为提供了潜在机会与可能，但它并不导致某种必然的结果。如历史学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