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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景观的历史解读 　　关键词：城市景观；教化功能；孔庙；武侯祠；关帝庙；青羊宫；杜甫草堂 　　摘要：城市景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有时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助手”，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层教化民众，灌输其意志的思想工具。清代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栽了帝国的教化功能，景观的修建大多是出于贯彻国家文化政策、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的需要，如重建孔庙是为了强化礼制秩序、“崇儒重道”，武侯祠、关帝庙的重建与加强中央集权、倡导忠义的政治思想有关，青羊宫等道现的重建合乎当时休养生息的国策，而重建杜甫草堂则切合重建社会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清代重建城市景观的过程中，越是前期修建的景观，如孔庙、武侯祠、杜甫草堂，其教化意义就越发明显。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087-06 　　 　　景观(Landscape)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中国，景观有其自身的语境。明清文士眼中的景观，其外延是相当宽泛的，举凡山水花木、风俗古迹，只要有可赏之处，都可成为人们游览的对象。“地之胜，有天胜，有人胜，崇山大川，殚秀蓄奥，凭望寥廓，灵异所栖，胜以天也；遐陬僻土，一丘一壑，昔贤所憩厥壤用彰，胜以人也”。而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集合，聚其所长的城市人文景观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一、清代城市景观的教化功能 　　 　　城市景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们往往通过物质外形表达着景观背后人们的思维与寄托，映射着城市社会权力舞台的兴衰。城市景观所包含着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背景，使它具备了一种控制社会的深层力量。在人与城市景观的默默“对话”中，人作为受众的反抗与批判意识被消解了，成为景观隐形控制的对象。景观作为化身为物质的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从这个角度上看，城市景观有时往往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层教化民众，灌输其意志的思想工具。城市景观的这一特征在传统中国尤为凸显。传统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背景及文化控制的思想背景，使中国人擅长于对建筑及景观的思想意义作出特别的发掘，城市景观因此而成为梳理社会秩序的手段，实现国家意志的教化工具。本文希望通过考察成都著名城市景观在清代的建设过程，来透视景观建设的教化功能。 　　明末清初，清政府面临大规模战争后的改朝换代、社会重建，这一时期，发挥景观的传统功能显得更为重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长期以来通过思想统治加强中央集权；而作为异族进入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晚明以来日益崩溃的礼制秩序以及思想危机，对文化控制更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对精神文化进行严格的控制，吸收政府认为有价值的历史遗产，通过文化整合重建社会秩序，其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与个人的纽带得以重新连接，国家统治地位得以完全确立。 　　在清代国家文化政策的笼罩下，城市景观建设承担着教化民众的文化使命以及巩固中央统治的政治使命。在城市重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对城市景观的整理重建，一方面表达了对混乱晚明社会的摒弃，在地方社会重申中央集权的价值；一方面利用地方传统资源进行文化整合，在遭到重创的城市中重建社会认同与社会秩序。 　　 　　二、清代成都城市景观的重建 　　 　　明末清初，中国城市在一系列战争动乱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曾经富庶的江南城市“及遭残毁，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湖南、两广等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长沙城“城内城外，尽皆瓦砾，房屋全无，……荒凉景象，惨苦难言”。桂林等城市则在战争中被“焚掠一空”。而在四川地区，由于受战争影响的时间长(持续时间近一百年)，破坏程度大，影响范围广，四川地区的许多城市几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孑遗者百无一二”，“丁户稀若晨星”。而省会城市成都战后更是残破，成都是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口砾鸟鼠也；昔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在顺治十六年(1660)清人正式接手成都时，昔日繁华的城市早已“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复识”。成都已成为一座荒城、空城，城市景观大多湮没在荒草废墟中，或是“遗址惟存，荒祠断碑而已”。在整个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以成都为首的城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城市复兴过程。在成都城市恢复的初期，城市资金非常有限，但在城市居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城市景观如武侯祠、青羊宫等就已经开始了重建工作@。景观对于中国传统城市的意义在这一艰难时刻更加彰显出来。 　　清政府在成都开始修建城市景观时，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尚未开始，道路桥梁尚未恢复，对外交通要道、河道尚未疏浚，甚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