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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对“颜色革命”的认知与应对举措 　　近年来，西方国家频繁在对手国家策动所谓的“颜色革命”，使对手国家乃至对手国家所在整个地区陷入混乱与人道主义灾难，甚至是落入国内战争与地区冲突的深渊。俄军领导人高度重视“颜色革命”对本国主权、安全与战略利益的挑战与威胁，从理论原则、规律特点、手段机制、方式方法等层面对“颜色革命”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总结，并在建立应对机制、应对力量、完善应对方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有效地捍卫了本国的主权、安全与战略利益，还实现了对克里米亚的收复。 　　俄军领导人对“颜色革命”的认知 　　俄罗斯军队领导人不仅把“颜色革命”视为对全球与地区稳定、和平的威胁，而且将其视为本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的严峻威胁。 　　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认为，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西方国家向这些国家强行灌输并不适合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标准，结果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自由，代之而来的却是暴力频发、政变不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阿拉伯之春”已被“阿拉伯之冬”取代。普京指出，“颜色革命”在当今世界已被用作地缘政治斗争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工具。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大将认为，“颜色革命”是导致全球多地局势恶化的主要推手。西方国家借“扩展民主”之名向其他民族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借个别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更迭捍卫本国利益的政府，以听命于西方国家的傀儡政权取而代之。通过“颜色革命”实现对某国的控制后不仅拓展了本国势力范围，而且搅乱了邻近主要战略对手国的国内稳定，使“颜色革命”发生国成为遏制、削弱战略对手的地缘政治工具，并能够无限制地获取“颜色革命”发生国的资源。 　　绍伊古表示，“颜色革命”越来越具有武装冲突的性质： 　　一是组织策动者不仅按照军事斗争艺术的规则设计“颜色革命”，而且动用了所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其中首要的是信息战手段和特种作战力量。 　　二是在需要的时候动用军事力量加强和巩固“颜色革命”取得的成果。对利比亚实施的打击和对叙利亚实施的干涉均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颜色革命”越来越具有武装暴力的性质。如果“颜色革命”未能更迭所在国当权者，则策动者就要为武装干涉创造条件，进一步动摇不合意政府，直至武力推翻之。 　　绍伊古称，尽管“颜色革命”的具体版本多种多样，但其实施的流程都是一个模式：信息影响→军事压力→更迭政治领导人→改变外交与经济政策方向。但“颜色革命”的结果常常同发起者的企图相背，外部力量干涉的结果是造成长期的混乱，并导致邻近国家被卷入地区冲突，而地区不稳定性与冲突毫无疑问将对全球的安全与稳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认为，在“颜色革命”中，西方国家对反西方的政权进行制裁，向亲西方的反对派提供人道、财政和军事技术援助等，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仍是军事力量，但西方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西方国家达成目标的途径通常是借助公开的武装干涉，直接针对敌国采取军事行动，如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1999年针对南联盟的战争、2001年在阿富汗和2003年在伊拉克的战争。但现在西方国家在推进其利益时采取的是另外的方法，即在推进民主价值观的掩护下广泛使用非军事手段和适度使用军事力量来更迭不合其意的政权。 　　格拉西莫夫指出，尽管“阿拉伯之春”初期，“颜色革命”在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等国家取得了胜利，其间暴力仅限于抢劫和抗议者同执法力量之间发生冲突。但“阿拉伯之春”随后的发展显示，“颜色革命”并不是绝对的纯政治转型进程，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利比亚与叙利亚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利比亚与叙利亚事件中，西方国家采用了有限使用军事力量的策略，这种策略体现在根据局势的发展进行最低限度的军事干涉，或隐蔽性进行，或公开进行。以利比亚模式为例，在初期阶段，西方国家隐性使用其军事力量，具体表现为加强向利反对派提供武器、弹药与物资器材。在这种做法未能帮助反对派改变力量对比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关于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决议，公然动用多国武装力量对利采取军事行动。在叙利亚，西方国家虽未采取公开军事干涉，但向反政府力量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把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希望寄托在源源不断的外国雇佣军和激进武装分子身上。俄军方认为，叙利亚的国内武装冲突实际上已经变成全世界的极端伊斯兰力量反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从而导致叙利亚成为恐怖分子的培训场和输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中转站。 　　格拉西莫夫表示，目前乌克兰又成为“颜色革命”的目标。不同于上次该国发生的“橙色革命”，事件已发展到国内武装对抗，甚至是国内战争的危机阶段。乌克兰危机引发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已经严重影响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势。北约国家加强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