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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特殊意蕴探析 　　摘　要: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关键词: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伦理视角;国别比较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4-0065-10 　　 　　行政伦理自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到20年之后在中国引起关注,尽管时间还不是很长,但在对其研究的成果上已经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发表了众多的论文,使之成为公共行政关注的热点问题,并有继续发展之趋势。在研究的路径上,当前的研究多半沿着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着,尤其是前者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力求解决一些公共行政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后者相对来说薄弱一些,尤缺做“形上”之思考。鉴于此,本文针对公共行政的伦理理论研究中所涉及的“价值理性”、“伦理视角”和“学理根据”等诸多特殊意蕴进行探析。 　　 　　一、公共行政演进中的“价值理性” 　　 　　社会开始有政府,可以说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有政府,就有其“行政”。无论是古代埃及,还是中国夏商周时代,在社会的治理中,政府或行政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特色多半视“行政”为王权的附属品,推崇君权至上,朝令夕改,呈现很大的随意性,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行政”大相径庭,一般被称为“古典公共行政”。到了近代(19世纪),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所谓的“政党政治”,相伴而行产生了“政党分肥制”之弊端,为维持行政的连续性、公正性,继续发挥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作用,就迫切需要行政保持不偏不倚的相对的独立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其“客观性”,亦即要坚持的“价值中立”原则,通过在对公共行政者的要求上走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在公共行政的管理上则走科学化、技术化的管理道路等主要路径来得以完成。而1887年由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中所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论(亦即“价值中立”原则),19世纪中期文官制度首先在英国的出现,这些都为公共行政的价值中立提供了其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有力支持,使行政能够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它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行政”含义相同,一般被称为“近代公共行政”。到了现代(20世纪60年代),之前由威尔逊所创立后经古德诺和马克斯?韦伯所完善的官僚制,由于注重其结构和流程的技术路线的制度设计,而拒斥或忽略社会或者公民的需求,出现被后来学者称为重“形式理性”、轻“价值理性”的情形,从而把“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亦即“价值中立”原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遭到了来自“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强烈批评,后者呼吁社会公平,拒斥官僚制,回归“形而上学”的思考(亦即重视价值理性),尽管这之后所出现的“新公共管理动”提出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借鉴企业的管理技术和方法,打造“企业家政府”等管理主义的技术路线,仍有重新回到近代公共行政“价值中立”之趋势,也正因为这一点它遭到了人们的批评,一般把这一时期称为“现代公共行政”。从古典公共行政到近代公共行政再到现代公共行政,在其演进的路径上,从构成社会的“政府与社会”或者“政府与公民”必备要素中,针对政府的制度设计、变迁,在出发点和归属点的着眼上,哪种价值更高?秉持前者价值更高的观点的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政府本位”思维,考虑的是由政府或政治决定行政的价值;秉持后者价值更高的观点的人,一般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或公民本位”的思维,考虑的是由社会或公民决定行政的价值。这两种思维的差异,在路径依赖上,前者被学者称为“形式理性”方法,后者被学者称为“价值理性”方法。因此,一部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围绕着“价值理性”的“得”与“失”、“失”与“得”而展开的,折射出经过了古典公共行政的“得”、近代公共行政的“失”以及现代公共行政的“得”等否定之否定过程。对公共行政演进的“形而上学”分析,离不开“价值理性”,至少如果缺少这一视角,对公共行政演进的认识是不深刻、不全面的。 　　 　　二、“行政”伦理视角的特殊意蕴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从“古典公共行政”到“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