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下决断实行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改.docVIP

应下决断实行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改 　　税收是公民（包括企业）向政府购买服务所支付的薪金，也即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从这个角度看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二者之间应当是均衡的和等价的，否则，就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不过，对民主国家来说，实际的情况可能倾向于加税，尽管政府是民选出来的，但由于政府有自身的利益，政府往往加税以忤逆选民的意志；相反，非民主国家倒往往以减税来博得民众对自己合法性的支持， 　　中国目前处于转型发展阶段，但从征税的角度讲，更接近民主国家的做法，也是一个税负较重的国家。改革以来，中国的税收以每年接近20%的速度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速，2010年税收首次突破8万亿元，达到8.1万亿元，增长20%，如果把各种非税收入加进去，这一数字至少要超过10万亿。这还仅是中央层面的。至于地方，虽然地税收入总和会少于国税收入，但非税收入的规模要大于国家。因此，按照宽口径计算，即把包括财政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社会保障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等项在内的政府收入计算进去，有学者录得我国近些年来宏观税负水平每年占GDP的比例大约在30-35%之间，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一般在18-21%之间。这反映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明显偏重。国外一些著名财经杂志，如《福布斯》也曾把我国的综合税负排在世界52个国家及地区中的第二名，仅次于法国。而从企业和个人的实际感受来看，也能够印证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确偏高，所谓“中产万税”，不仅仅是一句牢骚。 　　宏观税负偏高的原因，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从历史来看，中国相对是个重税国家，轻徭薄赋并非中国历史的常态，尤其是一个朝代走向衰落的时候，官府横征暴敛，致使工商业萧条，百姓生活艰难，民变往往都是这样激起来的。可以说，历代农民的反抗和起义都主要是由税费引起的。此种历史惯性也延续到了今天。从现实来看，一方面，吃官饭的人多了，而政府自身不能生产，因此，要维持运转，必须向企业和公众收税，政府规模大，公务员多，征收的各种税费自然也多，加上各种寻租以及浪费等非生产性分配，财政收入的大约1/4用于政府的消费，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另一方面，现代政府自身的功能也越来越繁杂，要干的事也越来越多，如经济建设、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维护稳定、军事国防等，尤其是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都是要有雄厚的财力作支撑的，也即需要民众和企业来买单。 　　尽管现代社会客观上倾向于税多，但我们所说的中国税负偏重的状况，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与人们普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特别是与企业应该承担的税负相比，显然超出了一定的限度，过高过重了。例如，中国的增值税税率虽然为17%，但由于多属于生产型增值税，即固定资产投资不可作进项税抵扣，且服务不包括在内，因此，换算成欧美国家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的税率，高达23%，至少高出发达国家3个百分点以上。另外，在两税合并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也比发达国家要高出几个百分点。 　　中国税收的这种状况，除了前述的刚性因素外，与税制结构自身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税收是以增值税为主的结构。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也就是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税，这跟在最终产品环节征收的消费税和在工资等方面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不同，前者是一种间接税，后者是一种直接税。我国间接税的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过大，超过60%，仅增值税一项就占45%，加上企业所得税，两者合计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2/3。 　　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税制结构恰恰与我们相反，它们一般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则不到40%。问题还在于，中国的企业是增值税和所得税都要缴的，这无疑会加重企业的负担，使得企业辛苦赚得的一点利润基本被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拿走，企业没办法壮大，只能在低水平上去竞争。所以，现行税制产生了三方面的恶果：一是生产型增值税由于存在重复征税问题，虽有利于遏制投资需求，但不利于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从而影响企业对新技术的采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二是企业总体税负过重，为了保持竞争力，不得不削减各种开支和福利，从而导致工人劳动条件恶劣，工资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而工人工资过低，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资金必少，反过来又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三是既然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和流通环节，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那么，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中心自然是生产和流通，其精力也主要放在企业身上，搞投资建设和发展经济就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财政也异化成建设财政。 　　可见，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均衡，都能够在现行税制中找到原因。 　　仅税收重也就罢了，中国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项目。国家发改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