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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正名学说与礼仪称谓意义生成 　　命名是万物意义的显现，是人和世界的出场。由普通名称进入到礼仪称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语辞的修饰和转换，而是人文精神的觉醒、哲学思想的突破和文化秩序的构建，礼仪称谓具有特别意义。先秦诸子时代的名、实大辩论和儒家的“正名”学说，是对前诸子时代制名实践的理论探索与总结，礼仪称谓意义的生成与扩展显示出这一理论成果的重大影响。从语辞角度而言，礼仪称谓是语言艺术，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具有文学语言的示范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制名；正名；礼仪称谓；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３６－１０ 　　王秀臣（１９６７－），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名是称谓的前提，有了名才可能有称谓，人类的第一次称谓是伴随着第一次命名而开始的。“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礼记#8226;祭法》），“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尚书#8226;周书#8226;吕刑》），人类从荒蛮远古走向文明的漫长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给世界命名，并通过命名建立起意义世界，找到人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世间万物有了名称也就有了差异，有了差异事物才会体现出不同的存在价值，世界也就有了意义。命名是万物意义的呈现，是人自身的出场。先秦诸子时代，“名”和“命名”曾引起广泛、持久而深入的大讨论，各家“名”说的大争辩深化了有关“名”和“命名”的理性认识，是对前诸子时代“命名”实践的理论总结。在各种事物的名称中，礼仪称谓显然具有特别意义，从“正名百物”到礼仪称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称谓语辞的修饰和转换，而是早期人类人文精神的觉醒、哲学思想的突破和文化秩序的构建。又由于礼仪称谓“审慎地、而且严正地使用书面上的字和辞，以便寄寓伦理上的判断”[１]（Ｐ６８），明显地具有文学语言的雏形特征，是早期的语言艺术。研究先秦“正名”学说与礼仪称谓的意义生成，对解析中国上古文化和中国文学思想的早期形成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名、实之辩与诸子“制名”理论 　　 　　命名需要通过语词来实现。《圣经》开篇云“太初有词”，“词”即用以命名之词，有了词才能命名，有了名才有了一切事物的出场。“凡无词处，一无所存”(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在词和语言中，万物才首次进入存在并是起来”(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可是，语词依据什么样的原则给事物命名，从远古走来的命名实践并没有给后人提供理论上的依据。黄帝“正名百物”，禹“主名山川”，《尔雅》识博物之名，“辨同实而殊号”，都没有指明“名”与“实”即“名”和所对应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名称的获取实际上是依靠上帝或神灵赋予古代圣贤的某种神秘力量，再将这种不可抗拒的神性意志转化为某种权力意志而得以实现的。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认识领域的不断扩展，命名实践不断要求从自然万物所组成的具象世界扩展到日益活跃的抽象世界。“名”“实”关系的模糊，“名”“实”理论的缺失，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与组合，以及地域的阻隔和民族的差异，已越来越引起名实的混乱，带来交流的困难与障碍。“郑人谓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曰璞”（《战国策#8226;秦策》），“文同异义，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广物易名”（张揖：《上广雅表》），“五方之民，言语异声”（《礼记#8226;曲礼下》），相同的事物，名称各不相同，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命名实践第一次开始急切地需要理论的支撑，而这一理论的首要问题是“名”、“实”之关系。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正是从这一关系的论辩开始，“名”“实”关系的确认是各种礼仪称谓意义生成的逻辑前提。 　　孔子是先秦名学理论的创始人。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他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名、实两个对举的概念，但却明确地将名称与其所称谓的对象做了严格的区分，主张名先实后，以旧名正新实，首次全面论及名、实之关系，开先秦名学发展的先河。在《论语》一书中，“名”字一共出现了八次：“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泰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必也正名乎”（《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子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些名的含义涉及到事物的名称，人的名声、名望以及人伦之间各种名分等十分广泛的领域。虽然孔子重在强调名、实对应的政治、伦理内涵，但他对名、实关系的重视已经触及到名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上述所谓“君名”、“正名”、“名不正”、“名不称”均为就名实之关系立论，对后来名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礼记#8226;曲礼》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