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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个性化发展与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之间内在冲突解决方法探讨 　　摘要: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能够从人的最根本的活动――实践活动出发,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样他既与唯心主义的教育观划清了界限,也与形而上学的对人的理解划清了界限。在人的生成过程中,马克思强调了人的个性发展与环境改变的辩证关系,论述了人的个性化发展与社会化发展的对立统一,并且深刻地阐明了人的个性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产生了一百五十多年,但是马克思的实践人本学思想对人的理解仍然是深刻的。因此,其对于探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与人的个性化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的解决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人的个性化发展;教育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9―0190―02 　　 　　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以特定方式塑造人的一种活动,从其根本的哲学理念上看是基于对人的本质或理想设定,而使人的成长和发展朝着那个方向实现的过程。现实的教育活动尤其是学校教育,更是这一实践活动的集中体现。随着人类理性的发达,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教育活动的规律性也被日益深入地发现。然而,自从近现代以来日益科学化的教育活动,片面强调科技手段的进步和教育模式的标准化作业,往往忽视个人的兴趣、爱好、天赋等方面的个体差异。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个性化教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向社会输送合格的现代化人才,改革现行教育体制迫不容缓。 　　 　　一、破除群体本位、自在自发的传统文化模式对教育的束缚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被迫走进现代化进程就已经开始了。从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开始,建立新式学堂,拉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帷幕开始,我们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传统文化的模式巨大的阻滞力,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一种不断遇到阻力的过程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十分明显。随着我们对现代化理解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人的现代化问题是现代化中的核心问题。因此,教育的重要作用再次凸显。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传统文化在其中所具有的消极作用。因此,在个性化发展成为时代精神的今天,对群体本位、自在自发的传统文化的破除则成为教育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基本问题。 　　 　　二、改革工具性教育理念,重拾人的主体意识 　　 　　马克思的实践人本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一切实践活动的最终目标。因此,在教育活动中,应当始终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因此,要充分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尊重每个个体的个性特质,并且倡导他们树立主体意识,才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从1958年开始,由于中苏关系的原因,毛泽东开始反对苏联的专家治国道路和苏联教育模式。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强调教育要进行接班人教育。无论是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的实行,还是文革中知识学习、生产劳动和学生革命相结合的工农兵学员的教育模式,都是将直接的科学技术工具性目的转换为政治工具性目的,这种教育的理想原则就是又红又专。应当说,这一历史时期对教育目的工具性的强调仍然是第一位的,而且这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需求的。但是,片面对教育政治功能的强调导致了教育在革命中出现了问题。到了20世界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教育的目的要培养四有人才。应当说,教育的政治工具性和经济工具性得到了良好的平衡。而且相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建设来说,也是相适应的。而且从教育理念的转换看,要求我们的教育理念一下就转到素质教育上来,就认识到人的个性化发展的重要性上来,是脱离历史实际的。 　　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的教育理念开始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精英教育开始向大众教育转变。一方面是中国高校开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实行高校扩招。我们开始强调个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个性化发展的重要。虽然从理论上,我们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强调了,而且还开创了“主体教育论”的教育模式。但是,从当前中国的整体教育情况看,人的主体性意识还没有在教育活动当中得到应有的重视。素质教育所设定的理想,在基本的理解中存在着偏差,很多人往往将素质教育理解为上一些艺术课、体育课就是素质教育了。实际上,这是对素质教育的误解。因此,教育体制的变化和教育理念变革的关系应当被提到新的高度上来考察。杨东平指出: “应当认识的是,制度变革与观念变革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和文化更新――即需要清除专制主义、官本位、因循守旧、论资排辈之类封建文化的遗留;也需要克服集中划一、忽视个性发展、平均主义、教条主义的苏联模式和体制文化的弊端,树立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1] 　　 　　三、实施多层教育体制改革